融入长三角,安徽凭什么?

  人均GDP和江浙沪相比几乎有断崖式差距,但安徽没有等待“强帮弱”,而是摸清自身的产业禀赋,让江浙沪的资本和市场主动来拥抱自己。

作者:本刊记者 胡万程 发自合肥、芜湖、马鞍山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1-25
  在知乎、贴吧、地方论坛上,安徽主题版块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长三角要包括安徽?”
  提问的人往往是江浙沪的,嫌安徽“拖累”了长三角,经济规模和发展阶段完全跟不上节奏。
  回答的人往往是安徽的,有气愤填膺的,有血泪控诉的,有千般委屈的。众多声音汇成一句话—当年勒紧裤腰带为江浙沪输送资源和人才,轮到先富带后富时就被嫌弃,这公平吗?
  自2016年5月国务院公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等八座城市正式被划为长三角城市群后,民间有关安徽省“入长资格”的讨论从未停止。
  质疑并非无事生非,就当下而言,安徽经济实力与江浙沪存在明显差距。从2017年的GDP总量来看,江苏位于全国第二,达到85900.9亿元,超过全国份额的10%。浙江第四,51768亿元。上海单市排名第十一,30133.86亿元。而安徽排名第十三,27518.7亿元,仅占三省一市总体量的14%。
  而如果从人均GDP上来看,安徽的成绩则更加惨烈。2017年,上海全国第二,人均GDP为12.46万元。江浙分列四五,人均GDP为10.72万元和9.21万元。安徽省的人均GDP则处于全国倒数第九,只有4.42万元,甚至与全国5.96万元的平均水平也有一段距离。
  另外在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等方面,安徽也远远落后于江浙沪三地。
  经济水平上的明显差距,让安徽在江浙沪面前谈合作共赢,总是缺少一些底气。区域合作没有长久的“强帮弱”,被动地等待“先富带动后富”,历史上这样取得区域发展成功的例子着实不多。显然,安徽明白这一点。
 
  两小时经济圈
  走访安徽的城市,有个明显感受就是—各城市温度差很大。
  温度差不止体现在秦淮线南北的体感温度,而更多的体现“十里不同风”的文化温差上,这一点从地方口音上也可管窥一二。皖北中原官话区,皖中江淮官话区,皖东吴语区,皖南徽语区,皖西南赣语区。
  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门在外,同乡见面,乡音一出就迅速拉近距离,东北人,川渝人、广东人、上海人大抵如此。而安徽在外打拼的青年,在外遇到老乡,却往往使用的是普通话,因为大概率对彼此的方言不熟悉。
  文化的隔阂,让省内的城市也天然地采取了不同的发展倾向。拿安徽省GDP三强来说,合肥近年来的快速成长在中部地区一枝独秀,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皖北与皖中的带头大哥。而芜湖和马鞍山则一直受到南京经济圈的辐射,无论是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还是文化思想,尤其是马鞍山与南京几乎可以实现“双城生活”。
  在2011年区划改革撤销巢湖市后,合肥、芜湖、马鞍山成为了比邻的地级市。但令人意外的是,合肥与芜湖、马鞍山两市至今仍未通高铁。
  江淮地区的情况复杂,以前的省级区域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化片区。而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某种程度上给了拥有相同“想象共同体”的人们一个重新进行区域规划与协作的平台。
  曾经因为“华东靠内陆”的劣势而后发于人,但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扩大进程中,安徽同样因为“中部靠东”的优势而赶上了这班迟来的火车。
  安徽全境几乎在以上海为圆心五百公里经济圈范围之内,在高铁时代500公里=2小时。水路方面,省内有着“800里皖江”之称的黄金水道,长三角的岸线资源丰富。运输成本与时间越少,产业转移越容易进行。
  “全球增速最快的城市”合肥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铁网的加持。和从前的铁路时代的株洲、郑州类似,如今的合肥成了“被高铁拉来的城市”。以合肥为中点,合福、合郑、合新、合蚌连、合安九、商合杭,数横数纵把高铁画成了“米”字形。
  而芜湖濒临长江,有长江支流青弋江从城内穿过。环抱长江水运第五大港,芜湖属于安徽的水运中心,皖北与皖中的对外贸易,水路都要经过芜湖。
  马鞍山如今在台湾同胞中,有着“第二昆山”的美名,便利的交通条件,理想的地理位置为其承接昆山的台资企业转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这投资,南京的位置,安徽的成本。”两年前来马鞍山做娱乐产业投资,并开了一家名为“一家亲”的台菜餐厅的老板娘邱素蕙说道。
  2003年来到上海的她,在大陆已经待了十五年,在此之前她一直在上海做综合性娱乐场所的经营工作。随着近年高铁网的铺设,她所在的公司从上海开始向内地推广,先后在安徽的合肥、蚌埠、马鞍山筹建了新的项目。
  “昆山过来2小时,去上海也只要2小时,去南京更方便,只要半小时。”邱素蕙坦言,如今昆山的人力成本高昂,不少朋友都在考虑转移新地,而交通便利,运营成本低廉的马鞍山成为了她们心中的上好选择。
 
  G60科创走廊
  加入长三角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缩小与江浙沪之间的差距,无疑是安徽所着眼的最快捷径。
  除却交通因素,成本因素,省内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会首先被纳入优先考虑范围。家电产业的合肥,汽车产业的芜湖,钢铁产业的马鞍山,由于其发展历史悠久,上下游配套企业链完备,在接受相近类型的工厂转移时具有明显优势。
  合肥自2011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美菱是本土家电品牌中的佼佼者,主力产品是冰箱、冷柜、空调、洗衣机的白色家电,年产量超过千万台。
  “家电制造最早依靠的零件配套工厂一般来自江浙地区,如今除了一些化工材料与核心部件,零件的采购基本可以在合肥本地完成。”谈及加入长三角后的变化,美菱副总裁黄大年指出在物流运输与政策协同上,安徽与江浙地区也更加紧密。
  “技术交流也比之前更快,以前专家交流是在省内,现在更多地是以华东地区为平台。”黄大年的这一观点与芜湖最大的机器人制造厂商埃夫特董事长许礼进的看法不谋而合。
  2018年12月21上午,在G60科创走廊机器人产业联盟成立大会的现场,《南风窗》记者见到了被推举为联盟理事长的许礼进。
G60并非“G8峰会”里的G,不是60个工业国,而指的是G60沪昆高速。类比途经硅谷的101美国国道,G60沪昆高速同样途经了长三角城市群中相当数量的科创企业。如今的G60科创走廊包括上海、嘉兴、杭州、苏州、芜湖、合肥等9个城市,是长三角一体化中一个扮演“科技引擎”的角色。
  在拥有奇瑞的芜湖,汽车及零部件一直是支柱产业之一。而自2013年,芜湖争取到了建设机器人产业聚集地的国家政策支持后,机器人成为了芜湖大力推广的新兴产业。2017年,芜湖生产了2976套工业机器人,排在上海、深圳、沈阳之后位列全国第四,颇有些异军突起的意味。
  埃夫特的董事长许礼进一开始也不是做机器人的。大学毕业,他先是投身奇瑞,工作突出,做到了设备部部长一职。2000年在一次偶然的出国学习时,看到了大众、宝马汽车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的高效,让他萌生了做机器人的想法。
  在奇瑞的孵化下,埃夫特先是在奇瑞集团内部提供机器人工作站和机器人生产线,而后赶上2013年的政策利好和“用工荒”的大环境,埃夫特走出孵化,将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卫浴、陶瓷、3C电子、家具等细分行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家电、汽车、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属于标准的制造业,为安徽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根据《安徽统计年鉴2016》,安徽的工业仍以重工业为主,2016年重工业在全省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达65.9%,马鞍山的钢铁产业属于其中的代表。
  “先有马钢,再有马鞍山”,此话一点不假。马钢是安徽省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具备2000万吨钢配套生产规模,其产值一度占到马鞍山市GDP总量的七成以上,厂内员工3万余人,足见马钢对马鞍山及安徽省的重要性。
  马钢的拳头产品是火车轮轴、冷热轧薄板与H型钢,在高铁与港珠澳大桥均有应用。在钢铁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马钢在维持钢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出节能环保、信息技术、贸易物流、金融投资等其他产业的开发。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像马钢这样位于非发达地区的传统企业往往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其中很重要一块是人才。虽说离南京不到半小时车程,但马鞍山与南京的收入还是足足差了一截,马钢近年来面临着严峻的人才流失问题—人培养好了,然后就被上海、杭州、南京等企业挖走了。
  “一方面是坚持市场化引进,为高端人才提供等额薪水。另一方面我们在上海有金融产业相关的据点,这样专业人才可以留在上海为马钢服务。”谈到人才对策,马钢战略管理经理谢珍健说道。
 
  “处女地”的红利
  人才流出是一方面,人才回流也同样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发生。
  近年,合肥在吸引省内省外人才上表现明显。一方面是依托高新技术产业,诞生了一批有潜力、待遇好的企业所本身具备的吸引力。一方面政府所营造的良好创业环境,吸引了他省的有志青年前来。同时,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的定位也使得外界对合肥的房市看涨,回乡购房青年增多。
  “上海也买不起房,再不早点回来,就怕合肥也买不起房了。”2014年大学毕业后,本在上海一家500强企业打拼的六安人余伟,2016年看到了合肥房市的“疯狂”,思索再三,辞掉了上海的工作,来到了合肥的科大讯飞。
  伴随新一轮人工智能的风口,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科大讯飞总部,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风向标,是合肥高新技术企业中对青年才俊吸引力极高的范例。
  刚到合肥的高新区,从老远就能看到一栋高高的建筑物上写的四个大字—“中国声谷”。作为中国大学生创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以中科大与中科院的语音识别为核心技术的科大讯飞,显然掌握到了安徽省最优质的科创资源。
  记者从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得知,“中国声谷”已入驻包括科大讯飞、华米科技、科大国盾、赛为智能等超过130家企业,形成了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平台支撑到产业发展与应用的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链。
  对于科大讯飞这种具有市场绝对竞争力的企业,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除了帮助他们把人才“引进来”,还让他们更多地可以把产品“送出去”。
  科大讯飞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表示,如今科大讯飞的总部在安徽,但在上海、江苏、浙江都有分子公司。不同地方,产业气质各有特点。江浙民间资本的创新意识非常强,如果把其资本活力与安徽的源头技术创新对接,它会加速整个产业生态和产业链的发展。而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着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科大讯飞的多语种人才多在上海,因为国际氛围更浓。大城市为人工智能提供了舞台,产生数据反哺,形成了自我迭代和优化。
  在合肥尚未崛起之前,安徽的发展靠东边引领,马鞍山、芜湖,越靠近长三角,越容易受到辐射与红利。但合肥的成功为安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与参考。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利用现有优势深耕细分领域,打造技术驱动型城市,实现自我发展对安徽来说,或许是更为长久与关键的。
  2018年,建设长三角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徽作为一块尚未得到完全开发的“处女地”,虽短板明显,但短板亦易补。各城市应主动出击,争取政策,在区域联合中找准定位,利用土地与人力成本优势积极承接江浙沪地区的产业转移。
  另一方面,各城市也要防止“概念”与“口号”的对于热钱的吸引与房价的疯狂攀升。原本羸弱的经济体量与收入水平经不起生活成本的迅速上升,这会给人才回流带来致命一击。形式上加入区域合作,没有任何意义。“京津冀”中的边缘化省份,是安徽需要时刻谨记的反面教材。
  区域合作关键是制度性的接轨与复制。如同提到江浙沪大家就想到“包邮区”一般,当未来“江浙沪皖是包邮区”的概念深入人心的话,那么安徽离崛起就不再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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