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保持:来自大地的声音

  什么是环境政治学?它是把全球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宏观认识,统筹协调,去寻找到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作者:本刊记者 董可馨 发自山西太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1-26
  一个常见的,又无定论的问题:是什么使人类迥异于其他生灵?
  或有人信服这样的答案:人有理性。
  它有学术佐证,看,整座现代经济学的大厦都建基于理性人假设之上。当然,经济学范畴的“理性”,指的是利己。
  人人都是利己的,这种说法不错,但细究之下仍有问题。倘若说,人其实非理性,对切己利益漠然无视,例子也不胜枚举。
  试想环保议题,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却尴尬地蜷缩在小众的角落里。有实在看不过的,急切地嚷几声,多被更嘈杂的声浪淹没。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个声音已经呼喊了20多年,它始终有力,也始终微弱。
那声音,来自作家哲夫。
  自1997年封笔小说,走出书斋,投入生态纪实文学之后,哲夫就再没停下奔波的脚步。2018年,他以63岁之龄写就50万字的《水土》,呼吁人类意识到水土生态的糟糕现状。
  这个自称“不门不派,不风不潮,不偏不倚,不屈不挠,不拘不泥,不怨不尤,不尴不尬,不死不休”的老人,视水土为生态环境之根本。在他看来,一切环境问题,恶果最终会归结到水土。在治理的意义上,只有从水土保持找出路,才能切中要害。
 
  眼见荒凉
  与哲夫在外吃饭,剩菜一定要打包。
  2018年12月9日,我们在太原他家附近的饺子馆畅叙。饭后他和夫人张罗着打包,一边说,厨余垃圾埋起来会污染土地,有的重新回收处理,做成饲料,那样更糟。
  他问《南风窗》记者:“疯牛病从何而来?”接着自答:“牛吃了同类的肉做成的饲料,疯了。”
  写小说的哲夫天马行空,转向生态纪实后,做起脚踏实地的记者。他把长江、黄河、淮河跑了个遍,跑出几本生态报告,好友莫言称他是“以作家身份在环保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第一人”。
  “第一人”的处境其实很尴尬。1997年的时候,哲夫出版一本小说能挣30万元,可自从踏入了生态纪实之门,收入一落千丈。他的关切应者寥寥,曾经的作家朋友来往渐少,小说界慢慢把他忘了,报告文学门庭冷清,记者又怨他抢了饭碗。
  但他就是看不过,非要用“直接的真相”去刺痛公众的漠视与侥幸。可结果呢?看的人更少,过气得更快。
  他本不欲再写纪实,但几次三番的,还是被客观形势推着越走越远。算了,那就索性做一个找不痛快的人,反正有些话,“不说白不说”。
  环保题材不吸引人,他就想法子,动用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学手法,力求化枯燥为有趣。
  为了写作《水土》,他在前期做了深厚积累,采访历时三年多,几乎跑遍全国。从西南到东北,从西北到中原,悲叹眼见皆揪心。
  在福建,他看到土灰的老鼠在红色沙土的山坡跑过,清晰可见,半个小时找不到一处草地藏身。
  在大兴安岭,他极目所见,遍地大而圆的白色树桩,就像一只只的眼睛,不寒而栗。
  在黑龙江,他遇见一个常年在中俄界河以打鱼为生的老头,因为国界线内侧的滥捕,鱼儿都游去对岸,情急时老人家就趁对岸哨兵不注意,偷偷越过国界去捕鱼,完事赶紧溜回来。
  在新疆,他眼见“生而不死,死而不倒,倒而不朽”的胡杨大片死去、横倒,沙包上落满断枝,和皴裂的黑色的鳞甲一样的胡杨皮屑,惨不忍睹。
  在陕西,他找到深受泥石流之害的老者,听人家讲当年如何在睡梦中被乌隆隆的泥污淹到胸脯,又如何从哗啦啦冲塌一切的泥石流中奋力爬出,捡回条命。
  痛心疾首!
  水土污染,生态破坏的欠账,终要人来偿还。
  一旦破坏,没有人的干预,难靠自然恢复至原貌。
  在宁夏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南风窗》记者看到当地人费时几十年,才用草方格沙障把沙化的土地重新一点点变回土壤。这还算见着了希望,更令人忧心的,有些已经石化的土地不可逆,纵使有人的干预,也很难再恢复了。
  大地无言,人想做王者,不过都应了哲夫之言:“与天斗,斗出了雾霾,与地斗,斗得山穷水尽。”
 
  一片土地,各自为政
  所谓“山穷水尽”,先来看《水土》中的一些数据:
  “当下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
  “贵州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3.5%。”
  “东北黑土区土壤侵蚀面积约占总面积的27%。”
  现实已然触目惊心,全国环境仍未走出“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怪圈,“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其实,一如其他所有社会性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于人性的疯狂都失之过简。
  环境问题确与人类史相生相伴。农业时代,木料是最重要的物质生产资料,记者曾在陇中地区采访,如今的干旱荒凉并不新近,在清代之前,那里的植被就已遭到严重破坏。古代王朝有时也会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对黄淮进行人为改道,导致淮北水患,造成生态衰变。
  但昔日农业时代的环境破坏,与现代面临的总体性环境危机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文明的内核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推进,靠两个轮子,一个是资本的集中,一个是社会的分工。
  资本追逐无限的利益,伴随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这是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剧的根源。
  而在现代分科与分工下,领域间筑起愈来愈厚的壁垒,治理结构条块分割,阻碍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总体解决。
  当我们说环保是个小众的话题时,不只是在说它的关注人群少,更深层含义在于,环保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是一个被塞进自然科学的狭窄门类,并且甚少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互动,尤其是与后者互动。
  所以,当哲夫以作家身份投入环保纪实,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不少科学工作者视为罕见,又或是被某个群体视为“抢饭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夫的孤独是必然的,有着“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哲夫在走访的许多地方都谈到水保工作。他反复地言说,水土保持本是国人的传家宝,在建国初期曾受到重视,只可惜后来烂尾了。
  以陕西为例,彼时没有水利部门,只有水土保持部门,水利是水保中的一个子项。但不幸,水保部门在“文革”中废弛了8年,等重新恢复后,已是本末倒置,成了水利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元,水利和水保也从此割裂。
  或有人问,同样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怎么倒过来就是割裂?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问题。是水利顾全水保,还是水利重于一切。
  认可前者,水利工作就会从水土保持出发,进行统一规划;选择后者,在兴建水利工程时,水土保持的意识就弱,施工时就可能破坏水土结构。
  “多龙治水,各自为政,最后造成了我们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哲夫的感叹一语中的。
  这种颠倒,带来的不只是意识升降的问题。权力和责任相连,权力小了责任自然就小,水保部门的降级,也使它在处置环境问题的执行力被大大削弱。
  哲夫在西安走访渭河流域治理情况时,听过到这样的故事。
  渭河南岸滩地本属西安,几十年前还是国营草滩农场的土地,无人居住,后来咸阳几镇的农民到此处抢种,并落脚生活,形成自然村。2000年后陕西开始综合治理渭河流域,进行渭河滩地清点回收,就要清理西安河滩上的咸阳自然村。
  量地工作受到村民阻止,当时三村村民,拿着棍棒砍刀,呼啦啦地同时涌出来,渭河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见情势危急,只能打110。农民一见着警察,就慢慢散去,待警察一走,旋即又聚拢起来,谩骂吵闹有之,威胁殴打更有之,工作人员无奈又无助,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警察陪着。
  这个故事绝非孤例,基层环保推进之难从这里可窥见一斑。
 
  环境政治学
  渭河流域治理的故事可看作浮士德式悲剧的再一次重复—长远利益总败于眼前利益。
  本来,危机和危机意识就是两码事,举目可见的污染,并不必然地促成环保的共识,而具有危机意识到促成解决危机的行动,更是困难重重,涉及与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的配合。
  哲夫为了写作《水土》,跟着水利部官员四处奔走,每到一处,他都看到当地环保工作多有高层领导视察指示,《水土》中于此也着墨不少。但让他深感疑虑的是,为什么边指示、边治理、边破坏的困局至今都无法改变?
  他的忧虑,反映了中国当下环境治理的一个深刻悖论:一方面,中央高层表现出了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切,并且要求把山水林田湖草看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来保护和修复,但另一方面,很多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
  我们要把环境的恶化完全归咎于地方吗?
  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存在的。
  现代的环境危机,不是某地某国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否则也不会有亚马孙森林植被的破坏,引发全球担心;北京发生沙尘暴,邻国日本的关切者跑来帮助治沙。
  它也不是市场、技术、政府某一单一领域的问题,不是单凭哪方就能一举解决。在一个权威的分配和激励结构都不偏向环保的治理体系中,也难免环保部门做了窦娥。
  奔忙在水土保持一线的工作者最有发言权,他们是追在破坏的后头擦屁股的人。哲夫在贵州关岭县走访时,当地水利局副局长陈中跃向他感叹,只有社会、市场、政策的全套配合,环境治理才能是良性的。
  就以关岭来说,因为城市的吸纳,村中年轻人多进城安家,减轻了土地压力,再保障不乱垦乱种,草木不过几年就能重新疯长起来。后来,贵州水利厅的官员如是感叹,比起事后的环境治理,对环境恢复效果更大的,主要还是政策。
  跑遍了全中国后的哲夫,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他强调“大生态”的思路,即不存在孤立的农村的水保,抑或城市的水保;也不是分而治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不能水土流失归水保管,土壤流失归农业管,种树种草归林业管,水土污染归环保管。
  这是一种环境政治学的思路。
  什么是环境政治学?它是把全球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宏观认识,统筹协调,去寻找到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不从这个层次去实现认识,很多环境问题的所谓解决也不过是“捏着鼻子哄嘴”式的污染转移。
  20世纪70年代,一本《寂静的春天》发出了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第一声呐喊,其中的发问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依然不过时:
  “我们是否已陷入恶劣的生态境况,而失去了意志和判断力?”
  请记住,后代不会宽恕我们曾经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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