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法后面的代购生存

  代购成为了一种可感知的“灰色”职业,它指向了背后的社会需求。李欢欢知道,客户光顾她,把她留在朋友圈里,不只是因为价格。

作者:本刊记者 黄靖芳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1-26
  在经历了第四年学生/代购的斜杠生活后,在新加坡读书的张晓燕开始思考自己的退路。此时她从校园走出,在异国觅得工作,事事顺利,除了发现一直耕耘的副业前途不定。
  缘起2019年的第一天,《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正式实施。因为规定电商经营者需要“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且“履行纳税义务”,“代购”这个职业的前景也被纳入早已弥漫的寒冬说法中。尤其2018年下半年,密集的恐慌情绪在网络上传播。
  如果这是早就铭刻在法条上的禁止,或不会引来如此多争议。从“灰色地带”到“触犯法律”,这个颇具国情特色的职业,可被视为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生活方式变迁下由欲望强烈的人们驱动的跨境追逐行为。它暗示着一种众人皆知的现实困境。
  行业初期的野蛮生长犹如俄罗斯方块的游戏,胡乱堆砌皆能得分,但等到问题成山,监管入场,身份成疑,再要“得分”已经不易。备受关注的从业者们进入冬天的说法自然不假,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兼职开始
  最初可能是闪现“赚点零花钱”的商业头脑,或是受人之托,反正在当下的语境里,一旦出境总是被联想成和顺带购物逃脱不开的关联。
  “即使原本没曾想过(做代购),也有很多人跑来问这问那,你懂的”,2017年,刚到香港读研究生的第一个月,李欢欢就重新拾起代购的饭碗。
  大三的时候,她曾经合伙同学,做了一段时间的韩国代购,注册微信小号,积累了原始的顾客群。之后让身边的朋友各自小范围简单宣传一下,便重启了小号的使用。
  运气助推了这份兼职,当时恰好是iPhone两款新机型前后发售之时,身边人对此的疯狂还可以想象,高昂的电子产品价格在初始便给她带来了盈利。
  其后,构成主力的顾客有时是需要保健品、药油和奶粉的妈妈级别人物,也有执着于化妆品的年轻女性,后者热衷于发一张试色图来问,“还有这个色号吗?”没摸清门路的时候,住在香港偏远区域的李欢欢会亲自跑去热闹的尖沙咀给一个确定的回复。
  代购是一份随时都能开启的职业,人物流通和信息发布的简易程度已经不难想象,背后建立起来的是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其复杂性,从电商法的出台经历可见一斑,自启动立法开始,该法经历了四次审议和三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前后五年时间,其中因平台责任认定轻重的争议,社会还曾有过广泛讨论。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友臣律师向《南风窗》记者解释称,电商领域涉及的法律关系很复杂,和便于规范管理的传统交易不同,还要另外照顾到线上平台方、支付方和运输方等法律角色。
  这也折射了代购身上所难以理清的复杂关系。现实的情况里,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本人从境外亲自带回的“人肉”形式,成为代购的方式实在多样,即使人在国内也可以操作无虞。
  2018年3月,在合肥居住的罗菲选择了在国外网站海淘物品到家,再逐渐分发的方法,加入代购圈。六年前,她便开始了在美国和日本的亚马逊上挑选商品的生活,选到省心转运公司的话不算麻烦,她热衷于这样的购物。语言的差异和国内外局域网的限制,给了她竞争的壁垒,对于把握打折季,罗菲已经显得轻车熟路,这时,“热门的商品,经常秒光。”
  让她安心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的商品转卖风险低得多。
  毕竟让代购们恐惧的是在面对海关的环节,力度不断收紧的检查才是预示“寒冬”直接有力的信号。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愈加频繁的开箱次数和货品扣押带来了成本的大幅上涨,这会是比面对法律更迫切的困难。以税收漏洞为盈利点的代购们苦不堪言。
  网上流传着不少机场里代购扎推开箱等待检查的图片,有好事者称其中一次浦东机场的检查为损失惨重的“血洗事件”。有代购称,海关抽查的强度不定,但近半年以来的形势难免和电商法的实施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偶尔回国探亲的张晓燕已经不再敢“人肉”带货了。2018年的9月,在基本铺满产品介绍信息的朋友圈里,她记录了一次过关被查的经历,携带的货物价值两万元,却被罚了超过于此的税款。
  代购的行为实质上就是“电商”。不仅在中国,即使是美国的电商也正因拥有相比实体零售优惠的税收差异获得了发展的红利期。法律出台后,产业体系下的个人选择不同。
 
  困惑和应对
  电商法的出台涵盖的是普遍意义上的电子商务行为,而公众将注意力聚焦于跨境电商上,事因在2018年11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决定,随后多个部门相继发文落实,才引起关注。
  对于代购而言,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是电商法里的这两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登记、纳税成为两个被广泛传播的关键词。尽管容易理解,目前来看仍然难以操作,这种恐慌更多是对未知的忧虑—“特别困惑”,新年后罗菲就暂停了代购的业务,她说很多从业者都是“法盲”,搞不清楚规则,她还是宁愿退出,“做个懂法守法好公民”。
  舍弃的代价不大,“代购”只是她正职以外的兴趣。每天下班回家做一些拆分包裹的工作,一个月额外带来两千多元的收入,在代购圈里实在不算多。
身处海外,张晓燕同样感到迷茫:登记后税要怎么交?交多少?既然说线上线下要平等,那为什么路边的小摊贩不用交税?
  她的微信头像是两个正在喊话的卡通人物,图画上方号召着“买买买”,这在最近变成了失效的呐喊。因为直邮货物过关的时间变长,已经很少有顾客主动提出让她采购的需求,“因为大家都知道等不来”,她现在只发布以前囤来的现货,“有那么点清货的意思吧”。
  在对应的新闻画面里,央视报道称,代购应对电商法的措施是减少宣传的分量,用手绘替换商品图,并在配文隐藏售卖的信息,以此“混淆”视线。这是被拿来当段子一样报道的代购现状。
  2019年后,张晓燕就是这样隐晦地发朋友圈的,并且设置成仅三天可见,但是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没有带来太多安全感。
  接下来的选项是退出或者正式登记,不过她承认,后者依赖的资源太多,其实是更为后备的选项。
  她认为,这次电商法的出台,会对大代购影响更深。因为这些流水账可观的同行是将此当作全职工作在对待。李欢欢见识过犹如“工作室”一样组织的大代购,在全球各地都有“买手”。他们都觉得首当其冲的会是这群人。
  一位在墨尔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表示,家里的亲戚经常有购买保健品的需要,当地华人开设的物流公司能提供很低的直邮价格,寄回家很方便。她反问记者,这能否被纳入为“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中?
  影响是因人而异的,并非每人都在等待明确的答案。比如在罗菲所接触到的代购圈子里,不少人“也就担忧了一天吧,1月2日就继续卖了”。一位回复记者微博私信的日韩代购称,年前和很多人一样以为会不做了,现在“还是在做,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能存在多久的职业
  在电商法出台前,代购也曾经被预言“消亡”,2015年,有报道称大型电商平台加入运营跨境商品后,代购群体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类似的新闻在过往不时出现,但是其生命力却比预想的还要顽强。
  代购潮的出现普遍认为源于众人皆知的“三聚氰胺事件”,一下击垮了消费者的信心,着急的妈妈们成为抢先提出需求的群体,出境、出国提供商品的服务开始出现。
  发展速度愈加增快,艾媒咨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跨境电商整体交易规模(含零售及B2B)达7.6万亿元人民币,是2010年市场规模的三倍。
这让代购成为了一种可感知的“灰色”职业,它指向了背后的社会需求。李欢欢知道,客户光顾她,把她留在朋友圈里,不只是因为价格,她的商品一般比淘宝的还要贵20-30元,但是最重要的是—“保真”,他们觉得值得。
  李欢欢没有想修饰朋友圈,那是“自己骗自己”,电商法的出台也没有吓退她。不过还是有顾客提醒,注意一点,她便减少了发布的频率。
  大环境的暗流涌动,拦下了一些以此为乐趣的从业者,剩下的会竭力寻找自己的应对方法。竞争肉眼可见地变得激烈,李欢欢的兼职依然有稳定的客源,“反正老顾客一直都在,他们会拉新朋友进来。”因此即使朋友圈只有不超过一千位的联系人,她每个月也能赚到一万多元。
  下一步李欢欢考虑聘请小编来打理账号。刚开始的时候,她像很多新手一样,全香港走遍,就为了问某个色号或者抢到折扣,因为太累还曾经晕倒过。但是她很快就摸到了诀窍。
  一套应对风险的方法也建立起来,比如“人肉”过关的时候就未被发现过,“会查其他人,但不会查我”,她有看起来不像代购的办法。如果遇到了商品查扣,也可以解决,“这是商业机密”,她说。
  国人除了关注质量以外,消费升级的趋势也带动了化妆品及其他奢侈品的销售。我们所熟知并冠以口头禅的名牌包、口红、手表的受欢迎,映射着当下人的购买观念。消费金额的累积让李欢欢很快积累到了柜台VIP的资格,她可以提前向“柜姐”咨询库存;现在也会找一些兼职的跑腿,不再需要自己到处跑。
未来,代购是会以个人还是其他的状态“重生”还断言尚早,但目前不只是税款,掺杂其中的假货问题也愈加严重。有业内人士曾经对媒体表示,“说到底,代购只是消费市场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产业升级的主力,无论扶持力度还是转型前景,都不会像预计的那样理想化。”
  围绕代购的话题还会保持活跃,在他们有利可图的“利”中,无疑是当下消费社会中的一面镜子,照出了那种成为潮流的快速、强劲的消费状态。
官方的配套动作也在加快,逐步加大开放的力度。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018年的5月30日决定,从7月1日起,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更好满足国内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此前曾经有因代购入罪判刑的案件发生,在此次电商法出台后的社会讨论中被提及。吕友臣认为不能简单类比,具体的案子还需要详细分析,唯一明确的标准是如果个人偷逃税款达到10万元,已经触碰到了红线,这是无可置疑的犯罪行为了。
  谈到退出的原因,畏惧违法风险以外,罗菲觉得精力跟不上了,“最开始是喜欢的事情,有一点变成了累人的事情”。
  尽管轻车熟路,但是主动的转型已经开始,没有停下来的李欢欢开始接触医疗行业,和诊所对接、安排来港接种HPV疫苗,这是更能看得见未来的变化:“在代购的过程中,我知道我对商品是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这是会被时代淘汰的形态。”
  (文中李欢欢、罗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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