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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11月份后，就在人们普遍关注政府将出台什么样的提振经济的措施之时，社会却以另外的形式验证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经济下滑，社会矛盾很快就会发作。11月3日凌晨到5日上午，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持续两天多。事件的主要诱因被认为是出租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驾驶员每日增收“份子钱”。继重庆的士司机罢运后, 海南三亚市和甘肃省永登县两地之的士司机11月10日也罢运，抗议的士公司垄断市场、租金过高，以及黑车太多等问题，并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尽快解决问题。

　　城镇的士行业的痼疾由来已久，罢运事件不独今年才有。但形成此次一定程度的连锁式反应，应该并不常见。虽然在“息讼罢访”和把社会矛盾化解在萌芽的维稳机制下，不至于引发更大范围的连锁式反应，但是，即使这三起罢运，就可以想象：随着事态向良好方向发展，感同身受的异地同行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其他同行已经实现了的利益诉求。

　　经济下滑可能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凸显，也不独的士行业。人们已经看见许多具体政策的出台。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工厂倒闭，政府垫付外来工的工资。政法系统进一步强调慎用警力，以免激化社会矛盾。如此等等。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无论现时中国民众利益表达还有多少不成熟的地方，政治化、上纲上线的处理手法的确已经过时。

　　同时，有必要将官员的“坏事变好事”转变成“民众的坏事变好事”。我们已经看到，除了具体利益，已经有的士司机要求成立的士司机协会以维护自身利益。组织化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诉求，但也使得利益表达更加理性化和制度化。有关方面不能漠视这一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波的士司机罢运中出现的罢运期间“擅自”营运的司机受到警告甚至殴打、的士被砸的现象，毋宁说是反应了利益表达组织化程度不高的现状。目的不能证明手段，但如果有关方面以为是抓到了把柄，而漠视组织化诉求，那么，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这样的事情只会重复发生，而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