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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当面对话的镜头，通过电视直播全国，几亿观众平静地消费了这则新闻。政治精英与劳工阶层的直接对话，并非昔日总理与掏粪工人时传祥握手面谈的情景闪回，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可供丰富解读的一幕，其本身足应写入共和国的历史。而等待对话的，不仅有各地的司机，还有“待遇民工化、翻身是神话”的老师们、29万三鹿奶粉受害者的父母们……　　　　2008年11月3日，重庆8000多名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重庆的“星星之火”，迅速向海南三亚、广东广州、潮州、汕头、云南大理、福建莆田、湖北荆州、随州、甘肃永登、河南南阳、陕西周至、安徽铜陵等10多个大大小小的中国城市蔓延，呈“燎原”之势。　　这一连串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事件，堪称出租车司机的“十一月革命”。他们的诉求简单直白：提高收入。回顾以往，出租车行业的利润黑幕早就被曝光过数次，每次都被当作悲情的“职场故事”消费，在一些地区，煽动停运的带头司机被绳之以法，刚放出来就赶上今年同行的新热闹。然而历史终于向进步的倾向妥协，本轮罢工的出租车司机大都得到了政府善意的对待，有利于司机们的利益调整也相继作出。　　和平的请愿方式、正当的利益诉求、政府公开而及时的回应，将群体性事件第一次剥离了敏感的色彩，变得阳光起来，成为2008年最积极的社会变迁之一。 　　其实，在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之前，河南郑州、江苏张家港等城市早已有过同样大规模的先例，重庆罢工之所以能将这轮出租车罢工潮推向全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代表的当面对话面向全国电视直播。在几亿观众的注目下，政治精英与劳工阶层的直接对话，这种姿态并非昔日总理与掏粪工人时传祥面对面握手谈笑的场景闪回，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可供丰富解读的一幕，其本身足以写入共和国的历史。　　“没有想到我们的力量这么大，随便一闹，市委书记都出面了。”一个20出头的重庆年轻司机对记者说。他不像其他中年司机那样面临着沉重的生活压力，让他喜出望外的不是政府承诺的减少几百块“份钱”，而是突然间觉得自己不再卑微，变得有力量起来。　　问题本是老问题，调查记者王克勤早就深入揭露过北京的出租车行业黑幕，王克勤也因此在2003年入选本刊第一届“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但这并没有为这个行业的改变赢得实质的进步，甚至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们都没有因此而少交一分“份钱”。　　被称为“发展伦理学之父”的德尼·古莱曾经以中国为例，有过这样一段分析：“精英”一词被广泛地用于指一小批掌握政治统治的影响力或途径的特权集团。不管一个社会的治理或者价值观的体系如何，主导的少数人总是能够对整个社会作出最有效的选择。　　然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证明，把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精英阶层的良心上，未免冒险。利益和生存的博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尽管司机们的组织方式还很粗糙、取得的成果都还很脆弱，而且同类事情在市场经济国家绝不新鲜，还很正常普遍，但毕竟，发生在脚下这块土地上的改变已经开始了。　　出租车司机们的行为告诉我们，人人都应该成为自身发展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惠者。各地政府的开明应对则让人们看到，对于解决让政府棘手的群体性事件来说，开放谈判的平台远比压制和分化更有效、更可持续、更和谐。　　面对出租车罢工潮，11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加快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职代会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畅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重庆市总工会也先行一步，下发通知要求重庆市155家出租车公司在11月底前建立工会组织。尽管工会如何发挥作用、真正代表劳动者的利益，是接下来必须追问的问题，但至少先要有工会。进步不怕起点低，只要路子对、步子快。　　就在重庆司机罢工的同时，川渝两地中小学教师的大范围罢课事件同样引人注目。教师们的诉求跟司机一样：提高收入。遭到的对待却大不相同，没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官员接见他们，教育部门只是冷脸相向：财政有困难。而在川渝教师之外，许多地区的教师也面临相似的窘境。而且，在一些地区，当地教育系统吸取了大面积推行易激起群体性事件的教训，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减员降薪。　　有分析人士认为，出租车司机遭遇善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针对的不是政府，而是出租车公司。那些诉求直接针对政府的集体维权行动，依然笼罩在“敏感事件”的话语之下。　　5·12地震中那些葬身于祖国的校舍下的“祖国的花朵”的父母、三鹿奶粉事件中多达29万受害婴儿的父母，都在舆论的普遍关注消褪之后，陷入了寸步难行的集体维权泥沼中，更不必说那些存在多年的征地赔偿带来的集体维权是何等艰难。至今，没有一个建筑商、一所学校、一名官员因豆腐渣校舍被调查、问责。毒奶粉受害者的父母在选择将奶粉生产厂家告上法庭时，也无一例外遭到了各地法院不予立案的对待。　　公民的自我组织与任何商业组织、政治组织一样，需要成本。组织起来，需要一个理由；当利益受损的程度超过了组织的成本，人们就期待彼此之间的握手，之后，期待与权力精英的握手。如此，在经济形势艰难、社会矛盾突出时，民众方能与政府携手共渡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