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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在此颁奖给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中均有出色表现的中国志愿者群体，对“鸟巢一代”参与未来社会的方式与影响抱以期待，但并不表示本刊已拍手加入了欢呼中国公民社会落成典礼或是志愿者精神成功分娩的庆祝。灾难过后，Party散场，生活才真正开始。　　  　　在过去的一年间，因为在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中的出色表现，志愿者成为一个闪闪发亮的称呼。正是他们的表现，才使得今年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在中国具有了实质意义上的内涵。 　　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170万志愿者分布在2940余个工作岗位，从事交通、安检、医疗服务、语言、颁奖礼仪等各项服务，以耐心和热情的态度，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评价。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向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献花；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说：“在中国，我遇到了最出色的志愿者。” 连一贯反华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称赞中国志愿者不但亲切、有礼貌，更重要的是“有抱负”。　　过去，中国的“80后”“90后”留给世人的是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印象，但北京奥运使人们的看法为之一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二天，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创造出了“鸟巢一代”这个新语汇，专指那些在“鸟巢”中给世界留下良好印象的中国青年志愿者们。　　与奥运会志愿者由官方层层选拔不同，汶川地震志愿者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草根志愿者。地震发生后，四川成了全国人民最为揪心的牵挂。数十万名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以最快的速度自发集中到灾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震后救援和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有来自唐山的13位农民组成了“唐山青年志愿者突击队”，穿梭于北川重灾区的废墟中。在北川灾后最关键的3天时间里，这支突击队共救出25名幸存者。其后，唐山市有20多支救援小分队400余人赶赴灾区。　　过去，中国公民习惯了被集体动员和单位安排，但此次地震灾害之后，却在民间自发涌现出一股股奉献和救助参与的热潮，公民再次深刻体验到孤立的社会人，如何在困境和灾难面前紧密团结在一起，如何以集体的力量来克服重重困难，其中所彰显的自组织意识和推己及人的普世情怀令人感念。百年前，梁启超就公民精神发出慨叹：“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百年后，美国《时代》周刊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写道：“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无私奉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以及感恩图报的淳厚古风，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里的公民精神还相去甚远。志愿者精神的第一要义是“自愿”，真正的公民社会是公民自己形成“我们要为社会做点儿事”的意识，自愿组织起来从事公益活动。而奥运志愿者的行为，更多是“响应号召”而产生的，是“志愿军”，是自上而下的。这样一种带有组织动员性质的“自愿”，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    　　客观地讲，我们的年轻人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只是在一个高规格的国际场合上做出了应然得体的应对，尽到了自己身为奥运志愿者的本分，是大国国民享受大国荣誉之余，所应具有的待客之道。把这种本分提升到“奉献”的层次，平常心的缺乏可能成为志愿行为进一步普及的障碍。每个志愿者因为是自愿的，所以个人意愿与价值被充分彰显，而如果被要求作为零件出现在万人庆典中，只好用“奉献”的褒扬辞令弥补个人主体性的缺失与挫败。　　单纯的“献爱心”和“救灾”，并不能等同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只能在个人自由和权利获得完全保障之时产生。西方的公民社会是在市民资产阶级崛起的情况下，为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而形成的，是自下而上的。在今天的西方，公民社会除了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架起对话渠道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展开对抗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的功能。　　中国志愿者组织多强调自己是在给政府“帮忙”，显然，只有当志愿者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高度契合、国家有困难一时解决不了时，志愿者行为才能得到全面的鼓励和支持。因此，中国现在并不存在真正的公民社会，而只是有一些与公民社会类似的社会组织而已。尽管我们在此颁奖给2008年表现突出的中国志愿者群体，但并不表示本刊已拍手加入了欢呼中国公民社会落成典礼或是志愿者精神成功分娩的庆祝。　　尽管中国式公民社会还存在很多实质性的缺陷，但大量草根性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出现，将会使更多的中国人参与社会，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并逐渐向政府争取自己的选择权、决策权和自治权，进而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当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时候，建构完全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时机才会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