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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记者群体在政经夹缝中时常遭遇生存尴尬的时候，将奖项颁发给三记者，本刊作为媒体同行无意多扬溢美之辞，三记者的职业行为具有了超出职业之外的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在看到最初发布的关于“娄烦事故”的新闻时，他以一个职业记者所特有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认识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自然灾害。　　在对事件做了进一步关注以后，他果断请命前往调查。　　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他以卧底般的胆识和智慧一路过关斩将，并最终拿出了一篇经得起考证的新闻报道——《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报道中大胆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的行为，死亡人数至少在41人以上，远多于之前公布的9人。更严重的是，这件事情也不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在《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未能获得应有的舆论监督效果时，他没有放弃，转而通过自己的博客发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信》，为揭露事实真相继续努力。这封网络公开信始而被屏蔽，最终得到了国家高层的批示，事故调查组随之奔赴灾区。至此，“娄烦事故”有了一个大体按照问责程序的处理结果，记者孙春龙所创造的传统媒体加博客的样式为舆论监督另辟蹊径。　　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孙春龙记者谈到，“我虽然守得清贫，但我感觉自己精神上很富有；我虽然遭遇很大压力，但我想必须要有人来留守，守住良知。”这种职业操守和职业信念令我们钦佩，我们期待他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为调查性新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　　他是第一个点出“三鹿”之名的记者。因为他捅破了那层纸，一个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知名企业轰然倒塌；因为他捅破了那层纸，一个涂毒亿万幼小生灵的行业的黑幕开始披露；因为他捅破了那层纸，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质量问责风暴；也因为他捅破了那层纸，难以计数的被伤害的和可能将要被伤害到的婴儿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他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恪守新闻客观性原则，在采访过程中，他敢于质疑、多方求证；在写作过程中，他字斟句酌、小心论证，坚持平衡报道，决不妄下定论。　　他是一位优秀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对新闻事业饱含着一腔热情，对新闻事件保持着职业的敏感和追踪的勇气，对社会大众承担着职业的使命和厚重的责任。面对可能坐上被告席、甚至可能被扣上“被外资品牌利用打击民族品牌”罪名的压力，他没有退缩；面对“一边是民族企业的垮塌，一边是孩子们脆弱的生命”的矛盾，他敢于取舍。所有这些，都是一名专业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品质。　　他以一篇严谨客观的新闻报道投入了这场战斗，也正是这篇新闻报道促进了奶制品企业所享之“自由投毒权”的终结，他还让人们初步改变了上海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印象。　　　　《西部时报》记者戴骁军：　　见到他时，很难想象他那么小的个头是当摄影记者的料，既不能“鹤立鸡群”，也不能“一览众山”。如果和他的同行拼争一个镜头，他无疑是难以抢到什么珍贵画面的。　　说到他时，有人不免会对他的身份有所疑惑：称他为记者是否合适？因为他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　　但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尚方宝剑”在手的人，做出了那么多“署证”记者都没有做、或是不敢做的事——记录并发布了出事煤矿向记者发放“封口费”的事实。　　他是一位专业的摄影者，深信“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你离得不够近”，于是深入虎穴，生死时速，拍下现场；他信奉“一图胜千言”，于是将拍下的图片公之于众，让真相昭昭。　　他面对令人发麻的恐吓，面对所在媒体的冷漠、面对各方对其身份和动机的质疑甚至谩骂，都泰然处之。他说“我只要真相”，“黑幕不揭，我死不瞑目”。　　他以切身行动，为被坏记者和黑记者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记者行业正名。　　当被问及现在是否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时，他说“没有想过，我只是记录了我所看到的”。　　他让国人看到了记者这个一度受人尊敬的职业现如今被一些发死难矿工财的人糟蹋成什么样子。正是他的行动，引发了官方对灾难处理和记者管理方面的再思考。　　他，戴骁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真记者，现在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如是说。　　（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