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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国家中，合法统治必须以法理型统治为归宿，它要求执政合法性建立在民众认同和支持之上。如果社会民众服从和遵守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并非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是确信自己遵守和执行的是应该和必要的，则执政合法性的程度就会更高，其体制维持的时间就会越长。反过来说，一个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的次数越多、越频繁、动作越大，实际上只能证明政府已经无法唤起人们内心自觉自愿的服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次滥用强制力都是公权力合法性的流失。因此，规范和约束公权以增强公众对于公权的认同感，显然比加强国家权力以压制社会矛盾更为重要。
　　“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秦刚说，“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责任，随便给民众扣政治化的帽子，动不动以社会黑恶势力甚至外国势力操纵为由，对参与事件的民众进行打压。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
　　于建嵘认为，应当许可农民、工人和社会其他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下，形成相对均衡利益分配格局，增强弱势群体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
　　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是重庆尝试建立利益协商机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3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座谈还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新闻网站进行全程直播。
　　“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指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认为，针对当前群体化事件发生几率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应当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换社会治理的模式，从传统上那种以政府为唯一核心的“管制”模式，向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众与政府“参与合作”模式转变。以民生为本、以民权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使民众与政府以一种有序、和平、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交流、获得互信和理解，释放日常摩擦所产生的能量，从而在根本层面上超越“偶然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