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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日，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在接受查询时称，中国转基因专项规划的实施细则已经制作完成，正在报批中。这也意味着，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正在加速。“国家对转基因的政策取向是，以我为主，独立自主，抢占自主知识产权制高点，慎之又慎，反复考量，确保安全性和环保性。”
　　去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该项目与大飞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项目一起，成为今后10~15年国家中长期重大科研项目。该转基因专项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科技部专项经费，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直接投入120亿元，课题承担单位配套120亿元，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
　　“规避潜在的专利‘陷阱’、健全的安全风险监测机制，以及寻找适合的商业化模式，是目前迟迟未出台的专项实施细则的几个重点讨论环节。”黄大昉分析在围绕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商业利润追逐中，无形中放大了部委与部委之间、部委与企业之间、国内企业与国外巨头之间、政府与公益性组织之间等众多利益体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但是迟迟拖延不出，也不是长久之计。
　　
　　转基因产业快车道
　　虽然转基因产业新政为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曙光，但从各种争论来看，唱衰的基调仍然很多，对转基因产业的商业化保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就连官方的有关态度也极为保守。
　　转基因商业化何时大规模开展？农业部科教司综合处处长周平表示，虽然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政策趋于严谨和保守，国家却始终大力支持转基因项目的研发。未来两年，中国用于转基因生物研究的资金达到百亿元以上，“农业部对转基因生物安全一向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规范的管理。目前处于安全证书申请阶段，至于什么时候商业化，并没有设立具体时间表，但是中国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工作会给予非常高的地位。”在周平看来，转基因商业化关涉生态保护、人类健康、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
　　中国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崔玉亭处长表示，中国目前的态度比较积极，也非常谨慎。尽管国务院在大的框架上已经原则性地通过该转基因专项，但中间很多细节尚需多方补充。中国农业部科教司基因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转基因专项只是在去年7月9 日原则性通过，表示方案基本成熟，但距离实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上公布的实施只是一种预见，对于商业化的说法目前也不属实，因为还需要法律上让中国市场的转基因正规化。这个方案属于保密文件，暂不能公开。”
　　国家有关工作人员的表态虽然十分谨慎，但其背后的政策发力却在加速。考虑到全球粮食危机及国内粮食需求，转基因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在于整个行业的拐点正在显现。
　　 “我们现在资源越来越少，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物技术为我们带来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主任黄昆仑的态度代表了相关大部分中国政府官员、专家和民众对转基因技术的看法。
　　在国内，受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成本已经成为农民不能承受之重，大量的田地被抛荒。在粮食价格仍然保持管制的情况下，提高粮食产量，保持粮价稳定，转基因作物的作用不可小视。因此，对转基因产业发展，国家层面肯定和扶持的态度显露无遗。
　　“中国不可能完全拒绝转基因食品，国情不一样。”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教授对转基因的商业化前途依然充满信心。“农民可以减少投入，提高产量；公司可以获取利润；消费者可以低价获取商品。”
　　据他统计，国产抗虫转基因棉花种植以来，累计产生效益超过50多亿元，其中农民和消费者分别受益45%，种子公司和技术开发部门受益10%左右。转基因水稻可以使农民少用80%农药，增产8%，农民每公顷平均增收600元。如果中国90%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将为社会每年创造37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福利。
　　熟悉转基因领域的专家介绍，除了技术和安全外，最令人担心的是市场本身，中国开放的转基因大豆领域，出现了几乎整个大豆产业被国外公司把持的事实，促使中国政府高层开始采取谨慎态度。
　　中国东北原本是全世界种大豆的黄金地带，但自从中国开放转基因大豆和豆制品的进口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和转基因大豆进口国，2008年即进口了世界1/2的转基因大豆。据专家估计，中国餐桌上有70％以上的大豆色拉油属于转基因食品。
　　 一旦在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上也重蹈覆辙，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小麦、水稻，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主食’，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对这两种转基因食品‘放行’。”黄昆仑分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转基因产品的担心，主要还是集中在安全上，但还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随着全球粮食危机加剧，国内把转基因产业上升到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将大大地加速。
　　
　　安全悬疑
　　 “在国内外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声中，中国政府的头脑还是冷静的，这毕竟涉及13亿人未来的食物来源和安全问题，尤其是在食品安全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薛达元，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他明确表态转基因工作必须有责任主体部委负责，建议应该由农业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环境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组织一个专门工作委员会来协调转基因项目中的利益问题。“转基因研究涉及几个风险，包括技术难度、公众接受程度、专利纠纷以及作物基因安全性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会伤害到转基因产业的长期发展。”
　　政府多头管理的弊病在转基因产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目前转基因产品的技术研发由科技部负责，安全管理的职责主要在农业部，负责对转基因作物实行安全评价审批和标识申报。但是作为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卫生部曾出台过一个《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进行管理。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估还涉及环境部对环境污染的评估和管理，转基因产品的进出口管理权又归属国家商务部。这样的部门分工难免造成职权重叠冲突或缺位的状况。
　　同样作为国家转基因管理“智囊团”的安委会俨然也成为博弈场。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承担着在中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重大职责。每一项转基因技术的农业推广，都必须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由安委会实行报告制管理，后三个阶段则必须报安委会审批，只有安委会一致通过，才能报农业部批复。
　　据绿色和平组织统计，在最初的安委会委员中，生物技术专家占61%，占据绝对多数。后来2006年的改选，大比例改变人员组成结构，增加了卫生与食品安全、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但最新一次又恢复原有面目，在目前58名委员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