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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是日本的法定公共假日——勤劳感谢日，也是日本人看红叶的好时日。由于京都从公元794年到1869年曾是日本的首都，旅游资源丰富，因此街头全是来来往往的车流。面对着“到京都十几年来从未见过的堵车”场面，新加坡旅日学者、日本政治问题专家卓南生载着记者左冲右突一个小时后，终于在京都全日空酒店咖啡厅坐定。

而我们的话题，似乎和室外轻松的节日气氛和红叶的美景全不相关。记者向1966年就负笈东瀛、从事日本问题研究长达40年的卓教授，抛出了一连串关于日本政坛现状以及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问题。

小泽辞职对日本政局的影响

《南风窗》：关于11月初民主党党魁小泽一郎辞职一事，人们普遍感觉很突然，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小泽没有直接拒绝福田康夫提出的两党在新反恐特别措施法案和建立联合政权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提议，引发党内反弹而辞职，几天后在众人的劝解下又收回了辞呈。您怎样看待这一事件对日本政局的影响？

卓南生：要揭开这次事件的谜底，也许得先理清有关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对于有关问题，小泽在辞职时曾对《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以外的媒体（主要是针对销路最广的《读卖新闻》）予以猛烈的抨击，指责它们依据自民党单方面发布的消息，说是小泽主动倡议举行党首会谈、建议两党成立联合政府等。而实际上，据小泽后来含蓄地透露，谁都明白他所指的幕后策划者不是别人，而是一直积极插手政治，对小泉、安倍乃至今日的福田首相颇有影响力的《读卖新闻》会长兼主笔渡边恒雄。对此，不少日本有识之士，包括新闻学者和同行的新闻工作者指出，作为一家自我标榜不偏不倚的日本民间大报，其一把手却在幕后策划与参与黑箱操作的政治活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与遗憾的。从结果来看，这次大联合的构想虽然宣告失败，但不难看出自民党是小泽闹剧的受益者。

小泽的外交路线与小泉和安倍的最大差异是他强调要高举联合国的旗帜，为国际做出贡献（包括海外派兵）。他曾表示日本应与美国建立平等的联盟关系，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建立互信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表明，小泽一郎和民主党是对华政策的“鸽派”。民主党反对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只是因为它不符合其“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旗号，并不是对海外派兵有异议。事实上，围绕着反恐特别措施法的争议本身就是在违宪的基础上的争论，是与和平宪法相悖的。

至于《读卖》主笔渡边之所以要在幕后策划朝野两大保守党巨头密谈，正如其长期战友中曾根康弘反复倡议的一样，是希望日本再来一次政治大洗牌，建立保守派大联合的政权。因为只有这样，两老梦寐以求的宪法修改才能早日完成。

两老在小泉政权末期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当然可以予以评价，但认真分析，若与修宪问题相比，靖国神社参拜只是服务于修宪的一个手段，而非目的。可见两老在靖国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喊停或者反对小泉，并不等于他们就是“和平老人”。恰恰相反，从两老的基本政治哲学与实践，不难看出他们始终站在修宪派兵的最前线，是名副其实的“有定见的右翼”的老大。1984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1994年《读卖新闻》公布其“宪法修正试案”。上述“路线”和 “试案”遂成为两老的政治商标。

在中曾根80年代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之后，小泽一郎在90年代掏出了“普通国家论”，作为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理论基础。中曾根是第一个以官式身份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小泽曾经是自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干事长，是自民党内鹰派中的鹰派。1993年6月在野党对自民党内阁提出不信任案时，小泽等44名自民党议员投了赞成票，从而导致自民党下野，终结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五五年体制”。小泽这样做是要通过政坛重组，建立两大保守政党体制，其结果是消灭了社会党。

正是小泽其人，在1999年率先解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的“周边事态”时，就表示理所当然涵盖台湾，把日本的防卫定义扩大到“日本以外”。

小泽在成为民主党党首之后，推出较为务实的外交政策，这只是政治家的求存之道。因为，如果民主党的政见和自民党一模一样的话，它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与卖点。事实上，日本有人称自民党和民主党有如一个是“咖喱饭”，另一个是“饭＋咖喱”。

 “亚洲盟主”意识根深蒂固

《南风窗》：福田接替安倍上台后，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从政见上看，福田赞成与中国发展长期良性关系，认为“与韩国和中国的争斗没有任何好处”，主张建立新的非宗教国立战殁者追悼设施，以区别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卓南生：福田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温和，但这与“亲华”扯不上任何的关系。日本保守阵营之所以一直看重福田康夫，是因为他一直是日本官僚体制与自民党主流派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中日之间的矛盾关系到两国的基本定位与国策之走向，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某一领导人的更替而有所改变。福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选票，稳定自民党江山。他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不会节外生枝，但在东海谈判、中美日互动、钓鱼岛等一系列艰难问题上一样不会轻易做出让步。

《南风窗》：您刚提到两国的基本定位问题，请进一步分析。

卓南生：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不少日本人（特别是当政者）都把日本置于所有亚洲国家之上，自认为是亚洲唯一的“一等国”和“当然盟主”。不少专家、学者公然表示要和东南亚建立起有如美国与中南美、欧洲与旧殖民地非洲的特殊关系是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倡议“亚洲经济雁行论”是另一个例子。至于和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中国看作是资源、劳工的来源地和产品市场，这一点迄今没有改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失败，但因为中国不是独自战胜日本，日本在心理上并不真服。所以对中国仍然存有强烈的优越感，日本人的“亚洲盟主”意识还是根深蒂固的。日本与亚洲各国时常发生摩擦，显然不仅仅是心态调整就能解决的，而是牵涉访谈其基本思维方式和国家定位与国策走向。不少亚洲人深深体会到，日本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似乎还欠缺真正的平等意识，而是迷信弱肉强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日本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奉行“傍大款”的战略，先后和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德、美结盟。

同时，中日关系的变化也不单纯是力量对比的消长，我反对从所谓“强弱论”的角度来解说中日两强造成矛盾的说法。事实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许会加剧两国之间的矛盾，但即使没有，日本作为一个对战前的基本定位没有彻底反思的国家，总是要走回它富国强兵的道路的。总体而言，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

从“保革对峙”到总保守化

《南风窗》：近几年中日关系多有曲折，许多人会回忆起1970年代的中日“蜜月”。从1970年代至今，日本政治的发展日益保守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卓南生：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并不是对中国的恩赐，而是不愿坐失捞取巨大经济利益的良机。当时两国基于各自的考量与战略，的确出现良好的气氛与势头，日本国内的“熊猫热”和“茅台酒热”就是最好的例子。但这谈不上什么“蜜月”，因为中日从来就没有“结过婚”。

应该说，因为对战争责任清算得不彻底，日本政治的保守化从二战后就开始了，而总体保守化则是从1990年代开始。在那之前，日本基本上还处在“国论二分”，即对国家走向存有两种不同道路选择的时代。当时坚持反战和被保守人士称为患了“厌战病”、“恐战病”的日本和平人士是中日友好的主流，很多学习中文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者都对中国抱着友好的感情。但19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西风压倒东风”，日本国内的政治力量也发生了分化。与此同时，一部分长期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出自友好睦邻动机的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中国交往过密，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在“文革”中，他们紧跟中国；“文革”后，他们知道真相，受到很大冲击，处境十分被动，加以在日本国内遭受孤立与抨击，许多有活力的记者和学者离开了第一线，即使留在新闻界和文化界的人士，也保持低调和消沉的态度。某些人感到困惑或不能适应今日中国的大变化，取而代之，在日本学界和政坛活跃的，有不少是原来持相反立场的人士。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凡是中国都不对”，无所不抨击的“中国通”。海湾危机之后，日本更扬言要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开始海外派兵，走上了军事大国的道路。

在“五五年体制”下，社会党一直作为最大的在野党而存在，同时作为革新势力的代表，对自民党开倒车的行为起到很大的牵制作用。到了1994年，举棋不定的社会党再无法忍受非自民党联合政府幕后将军小泽一郎的排挤与侮辱，突然投奔其死对头的自民党，成立联合政府。村山富市虽然因此当了日本首相，但社会党却因此一蹶不振而告消亡（被迫改姓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日本政坛从此即从“保革对峙”转变为两大保守党垄断政坛的局面。

与此相对应，尽管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日本教科书问题、日本阁僚发表美化侵略历史言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但在亚洲各国舆论的抗议下，日方不得不采取一定措施，从而缓和了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矛盾。1990年代，特别是战后50年之后，在国内缺乏强大的批判声音与牵制力量的情况下，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本末倒置地把责任归咎于指责者。

政、官、商、传媒的“铁四角”

《南风窗》：您在《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中曾经谈到自民党的密室政治：首相和高官的产生主要是黑箱操作，靠派阀之间的博弈和党内大佬的居间协调和仲裁等，透明度不高。那么，对于日本政治运作中的这些封建残余，传媒有没有相应的呼吁和制衡？

卓南生：长期以来，自民党当政集团基本上有自己内部的游戏规则，其中最突出的是“数字＋金钱”的“田中（田中角荣）政治”。数字指议员的数目，议员数目多了，财阀认为值得投资，就会直接、间接，或明或暗地捐款。而有了金钱，议员人数也就更多，这种膨胀、循环发展的结果，使位居主流派的“田中政治”建立起了一个政、官、商的“铁三角”体制。现在，大众传媒也参与到这个游戏中来，而形成黑箱操作、相互巴结的“铁四角”关系。

日本实行的是记者俱乐部制度，几乎每个机构如政府机关、政党、工商团体或者大警察署等都有记者俱乐部，记者俱乐部的经费由该机构支付。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由俱乐部干事主持。在俱乐部中，他们有内部的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新闻不可以发，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显然是违背新闻自由的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成了常识。如果一个记者写了俱乐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就将被俱乐部开除。俱乐部成了新闻的最主要来源地，起到了统一口径的作用。

在这种制度下，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关系异常密切，在不少情况下成了利益共同体，很难对采访对象进行实质性的监督。所以不难理解，大多数政治丑闻的暴露，并不是政治新闻记者揭发的，而是社会新闻记者从其它途径或事件中发掘的。另外，日本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是不署名字的，记者在不少情况下成为情报收集员，文章写好后交给上级，被各层上级不断改写，而有些主流媒体还要他们的记者和编辑向社论的基调看齐。记者没有太多的能动性。

中日问题的几个误区

《南风窗》：国内有人认为中日之间不应该再纠缠于历史问题，中国应该拉拢日本来对付美国。您对此有何评价？

卓南生：不是说我们避开历史，历史问题就没有了。中日关系因为历史问题而变坏，固然令人遗憾，但这并不是中方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也许会认为，只要双方少提、少谈，不要情绪化，问题就会好转，这其实是陷入了某些日本人设定的“各打五十大板”议题之陷阱，而忘记了日本正在快马加鞭，灌输错误史观的基本事实。

至于拉拢日本来对付美国的论调，那纯粹是对棋盘上的格局毫不了解者的空论。

《南风窗》：对于目前的中日关系，您认为中国方面可以有哪些作为？

卓南生：我想得注意几个误区：首先，是没有必要一再鼓吹已经过时的右翼只是“一小撮”的论调。事实上，“一小撮”的说法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还是相当准确的。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政治土壤、气候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保守化”已成为事实。

其次，有人认为 “中日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仿佛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宿命的课题。这其实是一种懒汉思想，为无所作为找个台阶下。

此外，也许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赞成日中友好的思潮是占主流的，民间人士在推动中日关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中国外交的重点和主要争取对象，似乎转向了日本的财界和上层的政治家等，真正的民间人士有被遗忘之虞，这是人们在谈论“以民促官”时，不能不留意之处。

新福田主义是否可以期待？

《南风窗》：您对福田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呼之欲出的“新福田主义”有何看法？

卓南生：认真分析，福田康夫本身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他对亚洲邻国一向缺乏关心，更谈不上太多的热情。现在，不少人在谈论福田的外交路线时，与其说是针对福田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不如说是在其父亲，即前首相福田赳夫的政治影子或政治遗产上大做文章。例如说，由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在福田赳夫当首相时签署的，于是便将福田父子想当然地视为“亲中派”；又如由于福田赳夫于1977年在马尼拉发表了“福田主义三原则”，改善了之前田中角荣首相南访时东南亚民众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于是一厢情愿地期待福田康夫推出“新福田主义”。

如果我们仔细翻阅福田赳夫外交政治的记录，不难发现它同时也是佐藤反华内阁的外相。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几乎已成定局的时刻，还紧跟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力图阻止中国恢复席位的，正是当年贯彻佐藤路线的外相福田赳夫。足见在评论某个政治人物的外交倾向时，不能只是一厢情愿地取己所需。某些场面话作为外交辞令倒也无妨，如果信以为真，这未免与客观、准确的事实相去太远。

至于“福田主义三原则”，一是保证日本不成为军事大国；二是要以对等的态度对待亚洲的伙伴；三是要和东南亚建立起“心连心”（heart to heart）的友好关系。在这之中，毫无疑问的，最受评价的是第一个原则，即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许诺。但从30年来官方推行的政策来看，这项承诺早已被掷入东京的回收站。“福田主义三原则”实际上只剩下空泛的“二原则”。被日本官方吹捧上天的“福田主义三原则”的命运况且如此，要一位内政型或者是过渡期首相发表有太多内涵的“新福田主义”，恐怕是不太现实的。

(责编/谢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