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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大陆，人们可能尤难接受，影片对一个抛弃台湾恋人的日本男教师，对一个暴躁、傲慢的日本女郎——近乎卑微的怀恋和热情。迟到的、唯美而空洞的情书，被认为能够安慰被辜负的台湾（女性）。何况60年后，台湾男性终于得到了日本女郎的垂青——如此鼓舞失意重重的台湾人的心。
　　台湾人果然对曾经的殖民者如此苦恋、如此情意绵绵吗？
　　“我是看张自忠的电影长大的。”70年代出生的台北青年这样描述自己自小接受的抗日教育，并以数字资料指出，在日据时期，接受皇民化教育、认同自己是日本人的台湾人，何等微小。今日台湾所谓的日本情结，实来自李登辉时代所开启的“殖民现代性”与“台湾主体性”的建构。
　　“要尊重多元记忆的存在”——《海角七号》的支持者辩驳，或说，日据时期，也有“归化”中国的日本人，怎么不能有日本人与台湾人的恋爱？“多元”，也是独立论者在构造缅怀殖民时代的情绪并将其与“台湾主体性”结合时，一个常用的逻辑。然而何谓“多元”？“多元”是否可以代替对历史事物的价值判断？而这一个“个人记忆”岂非要尊重更多个人的记忆。在台湾人作为“清国奴”、“本岛人”（连二等公民也谈不上，“内地人”才是日本人）的日据时期，有几个台湾女子能得幸与日本人恋爱？
　　我倒是在有关“雾社事件”的历史资料中，看到不少日本警察为了山地征服与绥抚，奉命娶蕃女，其结局却多是遗弃之。而这“蕃妇遗弃”累积的矛盾，正是1930年雾社赛德克人抗日蜂起事件的导火索之一。我很好奇，《海角七号》的导演曾经筹拍《赛德克巴莱》（因资金不足而搁浅），要拍的正是雾社事件，那么，他将如何表述比恒春人更本土的台湾人——原住民，与日本的恩怨情仇呢？一个同带着白帽子的梁文音一样美丽的蕃女，会站在迷蒙哀婉的雾中，怅望那连子女一起遗弃的日本警察郎君吗？
　　我曾觉得，与其说导演有意“媚日”，不如说他以对历史的无意识，成就了《海角七号》的政治性，但旋即在导演自述和各种访谈中，看到了煞有介事的诠释“历史真相”，以貌似颠覆主流、却经不起查证的“史实”——或许，不是“媚日”，媚的是俗，也是政治正确。片子的大热，迎合了本土之爱，也迎合了某种正在发酵的“撇下历史包袱”的情绪。人们对“追究历史真相”不再耐烦，那沉重的历史，该从台湾人生活中“隐退”了！
　　与之相关联的主流文化价值论述，则是：和解、多元、包容。这些在《海角七号》中展示为，闽南人、原住民、客家人、日本人，在舞台上一起唱起德国民谣《野玫瑰》，正如音乐没有国界，人们消弭爱恨，多元族群、包容共生——这是“台湾主体性”的要义。然而讽刺的是，“本土与外省”、“台湾与中国”，却仍是倡导这种价值的人们所热衷操弄的冲突。无他，政治（经济）利益而已。
　　
　　政治正确与精神分裂
　　面对有关历史意识的批评，有为《海角七号》辩护说：《海角七号》讲台日爱情是“亲日”，那《1895》讲抗日故事，难道就说明台湾“仇日”了？
　　“亲日/抗日”的两分判断和争议，本身有过多情绪性因素，不足为道。但这个辩护可以引出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观察：恰恰是“表现抗日历史”的《1895》，诠释了“不抗日”的“台湾意识”。
　　电影的背景是1895年，被清廷割让的台湾抗拒沦落异族的命运，成立“台湾民主国”，苗栗、北埔地区的客家人在当地有名望的“头家”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人的带领下，起兵自卫，并且在“台北破、官军溃”的情况下，坚持游击形式的抗日，联合闽南土匪，面对必然失败的命运，战斗至死。
　　作为一部小成本的电影，《1895》无法表现战争的大场面，但在母子、夫妇之情、以及客家人的风俗、乡土之爱的表现上颇下功夫，不但票房不错，也赢得“表现了台湾人不屈精神”的优秀国片称誉。但片中颇让人疑惑的，是对“日本”形象的展示。电影中，日方的主要角色是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和随军医官森鸥外。这两个人，被赋予受西方近代文明熏陶、不但“先进”、文雅，且有诗人般的灵心善感和人道关怀。姑且不论其人个性思想的真实性，一场血腥的“接收”，其内涵的残酷和沉痛，恐怕不是这样两个文雅的日本人所能代表的。
　　影片中，能久亲王和森鸥外面对战争的推进，面对自己营造的“人间地狱”，一再表现出无奈、不忍和愧疚，似乎是，其时的台湾人不能理解更文明的日本人的美好意愿和理想，所以酿成了这场悲剧。这实在是吊诡。吴汤兴等人的浴血抵抗，落脚何处？战争的惨烈不得不退出画面，战死八卦山的终场，成了美学化的慢镜头。如此“干净”的战争场景，对应的是已被悬空的历史，和精神分裂意味的历史叙述。
　　在《1895》中，台湾割让、“台湾民主国”成立，其复杂历史因缘，都在表现之外，关于清朝只以一腔怨怼为背景，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历史细节。影片的时空和思考格局封闭在台湾岛内部，而且只是“民间”——由客家人和闽南土匪、还有作为点缀的几个原住民组成。并不是说，展现“民间”有什么问题：1895年台湾民间的抗日，为诸多史书所载，连横的《台湾通史•独立纪》，尤为重视“民”之“誓死不移”的抵抗，他为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人做“列传”，赞美这些民间读书种田人“冒危难、不稍顾”的气节，甚而以春秋笔法比照暗讽“民主国总统”唐景崧，但他必定想不到，这些他认为代表了中国人气节的少年书生，会成为今日新台湾人拥戴的“去中国化”的先驱。
　　为何这么说？影片中以台北官军的溃散、逃回大陆，暗示“唐山/中国”人的不可靠。让吴汤兴如此骂官军：“我们不像那些唐山人”——“唐山”本是台湾移民对自己的来处“大陆”的惯常称呼，战后省籍问题出现，“阿山”才成为“本省人”对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的贬义称呼。客家人吴汤兴如何会将自己排除在“唐山人”之外？何况，台北城破，而南部刘永福的官军抵抗，未曾稍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