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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芳时代的上海卫生局局长、现上海市医学会会长刘俊讲过一个小故事：华山医院一位神经外科教授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报告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一年做了8000个手术，国外的同道问他你是否少了一个小数点？然而事实如此。“连锁医院”将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手术从2500例提高到了8000例，这是一个奇迹，解决了医疗效率问题。2008年，神经外科（集团）医院跻身上海市卫生系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的“健康上海”十大成果。
　　然而，这场改革也留下后遗症，发现者是安徽律师吴胜，一位患者因为医疗纠纷委托他代理起诉“华山神经外科（集团）医院静安分院”时，吴胜惊讶地发现，这家“分院”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没有医疗机构许可证，根本不能成为被告主体，“面对付费患者，它敞开大门；面临医疗纠纷，它却又隐身幕后”，案子一年多了都无法立案，维护患者利益进入一个困局。
　　当年，张元芳的梦想是，做强十大学科，成熟一个连锁一个。但从今天“以人为本”的新医改价值取向来看，“连锁医院”做法漏洞颇多，在不掌握实际管理权的医疗点，华山医院很难保持始终如一的标准，何况合作过程还会产生不愉快，波及患者身上，那就是健康利益或生命代价。
　　现任院长丁强的发展思路是，走专科医院道路，将强势学科一个个出去建“大专科小综合”式医院，比如皮肤科，一年门诊量100万，已经相当于一家大型三甲公立医院一年的门诊量。而华山医院作为这些实体分院的法人代表，不仅能握有管理实权，而且能担责任。
　　
　　“市场”如何办医
　　回顾上轮改革，政府采用了“消极式所有者”的策略，一方面将大包大揽的财政投入模式改为低补偿模式，一方面采取院长负责制给医院管理者放权，并让医院管理层和职工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在“放权让利”的刺激下，一场惊心动魄的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华大地。
　　院长们似乎进入一个“无限权力”的时代，权力感简直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自我发展、自我制约”，“院长全面负责医院行政管理、技术业务管理和经济管理，对人、财、物实行统一指挥和安排”。华山医院是上海最早实行院长负责制的试点单位，陈星荣赶上潮头，他大胆利用手中的权力率领华山医院走向“市场”办医的道路。
　　陈星荣的方法是，“借鸡生蛋，下蛋还钱”，最初的华山医院仪器设备落后，资金紧缺。在公立医院改革收费制度之时，“对一些应用新仪器、新设备和新开展的医疗诊治服务项目，可以按成本制订收费标准”，陈星荣就抓住这一条，举债引进新设备。第一单，贷款170万美元引进了一台核磁共振仪。
　　结果，3年不到，华山医院就偿还了这笔贷款的本息。陈星荣于是继续引进当时国际上的先进设备。新设备新收费，还完贷款，陈星荣开始改善职工待遇。当陈星荣离任时，华山康健医疗公司一年上交医院利润已达1000多万元，“彻底改善了职工的生活质量”。
　　环顾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将基本建设和购置昂贵医疗设备等权力下放给公立医院持慎重态度，但陈星荣在“自谋发展”的背景下，自然而然享有了这个权力。接替陈星荣的张元芳继续搞“新设备新收费”，最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张元芳大胆引进一台价值400万美元的“派特”(PET)——它对早期癌症有非常精确的辨析功能，当年中国仅进口3台。
　　“派特”为华山医院带来了一股“健康消费”风潮，江浙不少商贾把“派特”检查视为商业计划的第一步，“先吃个定心丸，再甩开膀子干”。而华山医院也为做“派特”检查者提供机场接送、饮食起居等贵宾服务，搞得不少人把“派特”检查作为时尚，作为休闲，作为礼品相赠。华山的“派特”一年开出上千的单子，结果，不到3年又收回了成本。
　　张元芳在他任上还完成了一件大事——筹融资改造华山医院包括兴建新门诊大楼，耗资4.2亿元，卫生部答应拨款1.2亿，上海市承诺投入6000万，“还有2.4 亿要靠我自己到市场上去找”。“市场”在哪里呢？在华山医院的财务报表中，服务收费与药品加成收入基本上二分天下，这2.4亿显然最终由患者来买单。媒体称张元芳为“融资高手”。
　　“放权让利”就这样神奇地改变了华山医院的面貌，让一家世界上硬件设施最好的公立医院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这个改革策略在2009年走到了尽头，被新医改方案否定，该轮到效率为公平让路了。
　　
　　 渐进改革之路
　　2004年徐建光（现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接替张元芳出任院长时，华山医院就像一列高速运行的火车，靠着惯性也能跑动，已经没有生存压力。徐建光将华山医院定位为“与上海国际化大城市相匹配的国际化精品医院”，“不会单纯追求规模大、数量多，而是要追求质量与社会效益”。此时，华山医院似乎有底气来谈理想和社会责任了。
　　事实上，在国外每个公立医院都有明确、清晰的使命、价值观和远景，特别是在扩大公立医院自主权后。公立医院所拥有的使命、价值观和远景成为其进行战略管理的起点和基础。当一流硬件具备以后，竞争力就体现在“软实力”上。
　　2008年，丁强上任，一年后的今天便面临一种发展模式的终结，而新的发展模式需要从他做起。当年为了刺激发展效率“放权”和“让利”两条腿走路，今天公立医院改革同样需要两条腿走路，即“给钱”和“收权”，政府将取代“市场”成为大医院的“大股东”，院长负责制将走向“有限权力”时代。
　　对于医院“逐利”，上海市前卫生局长、上海市医学会会长刘俊有一段精彩论述：对医院的核算套用的是企业的公式，总收入减总支出等于结余，结余的多少衡量着院长当得好还是不好，衡量着医院的员工收入多少。这是误区，医院的产出是人的健康和人的生命，而医院的总收入是医院、社会、病人自己为了达到健康的付出。
　　新医改方案第20条专述公立医院改革，关于如何约束医院“逐利”行为的表述是，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政策，逐步解决“以药补医”问题。其实，就是“给钱”的问题。近日，上海多家媒体都报道了丁强关于“让公立医院真正脱掉创收这顶‘帽子’”的呼吁，这位上海十大医院里最年轻的院长对改革非常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