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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公众，对于银行业的反感达到了新的高点。许多人认为，是银行家导致了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股民粹主义情绪之下，很少人勇于自问，尽管于情不合，但雇佣的奖金协议是在救助法案之前就已签好的，是否应该遵守契约精神如数发放呢？
　　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但重创了全球经济，也引发了对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理念的质疑和反思。在一些人看来，民主和市场经济既然未能使美国和欧洲避免危机，那么，专制和计划经济也未尝不好；政府救市的行为证明，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根本不存在。历史上，贫困常常导致独裁，因为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要求往往使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让位于更实际的利益需求，那么，民主的前途如何？自由市场终结了吗？资本主义被颠覆了吗？
　　还有一些人因为联想到历史教训而忧心忡忡：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促使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引发了各国政局的大变动和世界思潮的转向，对二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轮金融危机，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民主应无恙
　　 很多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银行家的贪婪。连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都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婪以及道德沦丧。在G20峰会时，集聚在伦敦的抗议人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有一位妇女对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很负责任地生活，并没有借债，也没有挥霍，那些贪婪的金融家、银行家干下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们承担后果？
　　人们的愤怒可以理解，表面上看，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这场危机。但显然，人性中利己的追求并非今天才有，贪婪和欲望原本是人的本性。如果控制得当，贪婪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创造力；任其泛滥恣肆，贪婪却能变异成导致生灵涂炭的罪恶。但如果仅把一场波及全球的严重危机归咎于人性的贪欲，在现实可行的解决手段上，显然就难以令人冀望。
　　但民粹主义正是一些政治家所期待的结果，这便于他们为自己的过失开脱。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大众心理学》和《革命心理学》两本著作中一再指出，对群众来说，口号越简单越缺乏严谨的论证就越具有蛊惑性。希特勒正是看到：群众的智力永远只有13岁，因为他们缺乏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能力，总是寄希望于一次性的彻底变革来摆脱不如意的现状，才如愿合法奴役德国民众。尤其重要的是，在民粹主义的话语当中，弱势者、受害者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政客则引导这种情绪，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和道德上的楷模来获取支持。
　　奥巴马斥责银行家“贪婪”，萨科齐阻止法国兴业银行向高管发奖金，多多少少都顺应了民粹情绪。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和鼓动技巧。当然，目前这股看似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更多的是领导人在危机面前迎合民意的被动应对，这和野心家处心积虑的煽动和推波助澜有根本的区别，后一种情况目前还未见端倪。
　　虽然目前的民粹主义让人担心——出现了零星的极端和反民主的事件，比如德国国家民主党以民主为名，推行纳粹主义；希腊、韩国、法国、匈牙利等国都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抗议和骚乱——但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制度运行正常，这场危机尚没有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宪政危机，也没有达到能触及社会根本变革的深度。也就是说，这场经济危机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
　　同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民主的吸引力会因这场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之前几十年，因为美国在各方面的成功和无可质疑的超级大国地位，导致了一些人对美式民主的绝对崇拜，认为只有把美国的制度变成世界的制度，才能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亨廷顿所谓的民主第三波至今，全球化的趋势使全球经济繁荣，民主制度也因此受到高度肯定，目前已有大概120个国家采用民主制度。
　　但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和新闻自由并没有使他们幸免，反而成为了危机的渊薮，祸害了其它国家；反而是中国这样在民主方面曾被西方诟病的国家，不仅受到的伤害更小，反而有余力自助且助人。从理性上讲，民主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上述观感对民主的普及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还需要人们进一步观察。
　　
　　 当惊世界殊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讥讽道：“英文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但如今，各国政府纷纷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一现象引起各方媒体的关注。有保守派媒体警告说，这会导致苏联式专制集权主义的卷土重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但是，市场干预显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从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与其说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一统天下，不如说是处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钟摆效应中，有时自由市场占上风，有时会更偏重政府干预。大萧条之前的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奉行不干预政策的，大萧条时坚信自由经济的美国胡佛政府，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放任经济自由运行，危机在他任内始终无法缓解。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其后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那一套会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原因。迄今没有第二个经济学家可以享有这样的殊荣，可见其当时的石破天惊。
　　罗斯福后来采纳了凯恩斯的观点，运用“有形的手”直接干预国家经济运行，政府干预开始占上风，直到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之后，自由市场理论卷土重来，这就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到了今天，政府干预的情况又重现，可以想象，若干年后自由市场的声音又将重新成为主旋律。如今，全球所有的富裕国家和地区——欧洲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和其它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主要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活动。但与其说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式微，不如说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和活力。
　　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已。罗斯福的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就如同中国在1990年代后尽管借鉴了很多市场经济的做法，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频繁发生过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与转换，循环往复，各领风骚，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没有逾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
　　因此，人们目前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疑问，与其说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提出了资本主义变革的迫切性。这场危机无论今天看起来多么难以战胜，也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当然你可以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幸好这种做法当年的苏联已经试过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而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目前并没有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