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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备灾中心的执行主任张国远说，我们进入地方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在资金和政策方面几乎不存在压力。
　　赠予亚洲和托克国际两个组织今年向灾区分别投入资金开展项目，NGO备灾中心成为他们的项目执行机构。他们得到300万元项目资金，有200万准备投入到洛水，政府无偿辟出一片土地，让他们建立创业基地。另外100万用于支持境内草根组织工作。有9个组织在招标阶段得到了他们的资金配给，已经在NGO备灾中心的驻在安置点开始工作。
　　张国远和另外一些成员原是四川地方的公务员，对体制内的情况非常了解，能较为顺畅地与官员们进行沟通与谈判。他认为这是他们能够搞好官方关系的最大优势。
　　“你知道，与政府官员的交流和沟通需要在一个特定环境下进行。以前我们和官方交流很多，合作也密切。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直译过来意思和他内心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他说，“有时候存在潜规则，你能听懂就很好，听不懂就很麻烦，需要进入他们的语境。”
　　张国远现在在汉旺和洛水分设了两个办公室。当他准备设点的时候，先派了一两个人前去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玩，相互熟悉并建立信任，了解社区情况和需求后，建立办公室也就水到渠成了。
　　现在他们和当地官方、居民亲如邻居。管委会为他们的办公室挂了牌。他们自己在总结时，谈到了特别重要的两点经验：一、他们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四川本地人，这有助于消除沟通距离，产生一种亲和力；二、他们做地方特别是官方需要的事情。比如设立创业基金，为当地人提供创业培训。众所周知，就业一直是令地方政府头疼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培训提升人们的创业技能，地方政府的压力会减轻许多。这也是他们的政绩。
　　不过，即使这样，官方也不完全对他们放心。那位管委会主任对本刊记者说，镇政府的领导有时候也会问起，这个机构都在干些什么呢？神神秘秘的样子。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在做和将做什么，”在汉旺的项目办公室，NGO备灾中心的管理人员张伟看看墙上一堆政府官员的联络信息说，“我们会定期将工作进度报告抄送给官方。”
　　官方对于NGO的拒绝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把握。研究人士认为，在地震之初，政府之所以允许诸多机构涌入，是因为他们被巨大灾害拖住了身子，无法分散更多精力。他们乐观其成，也需要这些外力共济灾民，直到有精力应付这些额外事务为止。
　　“在多数地方，外来人员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他们不知道你会在当地怎么样，把你弄走了他就放心了，”高圭滋说，“在整个灾区，这方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高圭滋所在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平台成立于地震发生之后，旨在为许多寻求进入灾区的NGO提供信息和资源整合一类帮助。通过他们进入灾区的NGO据说超过100家。
　　官方对于NGO的排斥也与一些NGO或志愿者自身不洁有关联。在都江堰，官方曾抓获5名“志愿者”，他们在灾区无所事事，领取各种物资后搭起帐篷，白天睡觉，晚上出门。这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他们查出这些人携有撬锁工具。
　　“这5个人真他妈的……”郑珂珂说，“现在我们尽量回避志愿者称号，只说自己是支教老师。”
　　绵竹团市委的那份通知也提及，有一小部分人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做一些违背志愿者精神的事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个人和团队将取消服务资格，予以清退，或移送法办。
　　这只是一根导火索，官方真正担心的还是外来志愿者对于当地居民情绪的干扰与影响。在通常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控制住现场，切断各种信息传播渠道，任何事态都可以掌握，不被扩大。外来机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构成挑战。
　　在一些死亡人数过大特别是学校倒塌过甚的地方，志愿者成为家长们倾诉的对象。这些人是他们认为唯一可以信赖的。这时候，一些年轻志愿者有可能加入到控诉行列，鼓励家长们主张权利。在都江堰，有200位失去孩子的家长曾经情绪激动试图上访，结果全部被武力架回。还不清楚，是否有志愿者参与其中。郑珂珂也认为，志愿者在灾区的工作技巧有待提高。
　　“你得明白实际情况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说，“你不代表你个人，你是一个群体，要抛开个人情绪，要有技巧。”
　　
　　可持续难题
　　NGO自身的能力建设水平也决定了他们在灾区能走多远。早在地震之初，即使官方未加干扰，就境内草根组织而言，能力的薄弱也制约了他们的发挥水准。
　　罗世鸿对此颇有感触。他说，“我们总是相信有钱就能搞定一切，有物资就可以帮助别人，但慢慢就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
　　在紧急救援阶段，国内外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灾区，仅一个镇就超千万甚至过亿吨。这时候，如何分配物资就是对NGO能力的一种考量。它涉及物流体系、仓储管理、社区调查，只有具备这些专业素养，才能确保公平高效地分发。在遵道镇，罗世鸿等人需要服务2万人，他们有一个1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最终还是乱作一团。
　　与他们相比，一些境外组织的专业和高效令人叹为观止。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为例，西班牙小组负责供水，他们只派了3个人。在进行一番技术和专业整合之后，计算出每人每天需要喝多少水、洗漱多少水，基本保障需要多少升等，一番计算后，即刻架起设备供给，两天就确保让15万人用上干净水。英国人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负责厕所设置。当他们知道一个安置区的具体人数后，马上会计算出多少人头需要设置一个厕所，一个厕所能覆盖多大安置点，并相应配备哪些硬件设施。
　　紧急救援阶段很快过去，灾区进入重建阶段。对于很多NGO来说，方向发生了转变，必须进入社区工作。这要求他们具备凭借专业技能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仅靠一腔热情是不够的。
　　去年10月以后，罗的团队开始对志愿者成员进行日常工作方法培训，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更多组织也像他们一样，依然在路上摸索。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在短期内得到强化与提升，他们只好从灾区黯然收场。这种综合能力包括运作资金的可持续、专业人才的充实以及组织内部管理的有序。
　　以资金为例，很多组织不具备筹资能力，没有人给他们资助。一种常见的节省成本的办法是，组织内的每个志愿者需要承担各自的费用，所在组织不为此埋单。在什邡，重庆市助老助残志愿者服务总队的团委书记张斐告诉本刊记者，AA制是灾区NGO的普遍做法，这样组织就没有负担了。
　　最初拥有的参与热情，可以支持志愿者自掏腰包献几周爱心，但却很难长久。“生存都是问题，”乐施会四川办公室的负责人翟凡说，“就像每个家庭要过日子一样，没有资金，想都不要想。”
　　乐施会是唯一一家拿到官方批文可以在灾区工作的国际组织，震后在成都设立了办公室。他们计划在未来3到5年内投入逾1.3亿港币参与灾区重建，为当地改善小型基础设施和生计状况。资金不是问题。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服务对象和能力也是有限的。灾区的需求空白太多了，没有任何一家组织能够全部包揽。他们所能做的和别的NGO一样，无非是以政府的强大力量和覆盖面为背景，做好配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