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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早闻大名，图娅对孙东东一直比较尊敬。她的一位研究中医学标准化法规的博士生在为自己选择导师组副导师时，图娅向他推荐孙东东，双方自此建立了合作关系。
　　“见面交流，我觉得他的思维很清晰，”图娅说，“是很严谨很认真的一个学者。”
　　她的那位博士生也说，孙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怎么想就怎么说，但他的“逻辑比较严密，说话比较严谨，很热心，也平易近人”。
　　他们一致认为孙东东是遭遇了一个“别有用意”的媒体的采访，并被一些人将谈话内容人为性地简单摘出，拼凑到一起，从而使孙东东被曲解。他们研究了本刊记者转发给他们的那些公开报道后，认为是那家媒体故意直接将上访者与精神病扭结到一起，向孙东东作“诱导”式发问。
　　
　　孙东东轶事
　　硝烟四起，图娅邮箱里曾收到一封自称也是大学老师的人的匿名邮件，发件人指责孙东东把老师的脸丢光，前来索要孙的联络方式，决定质问他“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他还告诫图娅，“我真为同行感到羞耻，希望你也能明辨是非，和那老东西划清界限！”
　　“特别可笑，”图娅打趣说，“他不知道我比那老东西还老呢。”
　　图娅眼中的孙东东不只是一位书斋学者，更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时积极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不然他又何必说这些？”她说，“作为卫生部一个专家委员，有些偏差也不能受到这样一种攻击和轰炸，谁能没有半点儿差错呢？”
　　在另一些人那里，孙东东这种对社会话题的积极参与则被指为“不懂的他也敢说”和存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倾向性问题。
　　一位圈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回忆，中国医疗界曾发生过一起病人因得不到及时输血而死亡的事件。由于《献血法》限制了医院自采自输，必须从血站提取用血，紧急之下病人亲属要求医院允许亲属间输血，未被采纳。
　　媒体报道了此事。孙东东在采访中被指说了“很外行的话。”他表示，医院在采集亲属的血液输给患者之前要做交叉配血，而交叉配血是高难度检验项目。
　　“这是临床上最简单的事情，”圈内人士说，“这说明什么？他是精神科医生，没有做过普通的临床，但是他又比较敢说。”
　　具体到最近孙东东的因言惹祸，这位人士表示“可以理解”，因为孙东东本身就是精神科医生出身，和很多从事临床医学出身的学者一样，“会有一种本能的维护精神病院（医院和医生）的倾向。”
　　一些心思缜密的人在此前后已经搜罗了一堆孙的过往言论，他们认为这些“语录”足以反映出孙东东是在为维护既得利益阶层说话。现在这个人又参与《精神卫生法》的起草，这放大了他们的顾虑。
　　圈内人士称，让这样一个具有精神科医生背景的人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就像医疗纠纷立法交由一些医生和院长起草一样，立场会是不一样的。
　　“从他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很难代表病人的权利，”这位人士说，“至少在权重上，精神卫生立法重点要保护和保证患者的权利，所以应该吸纳能够真正代表患者权利的一些学者参与。”
　　就近期的压倒性舆论来看，孙东东可能因其言论不得人心而被主流社会抛弃。资料显示，现年50岁的孙东东精神病学专业出身，1980年代先后取得了医学本科学士学位和法学本科学士学位。他在北京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工作了5年，后因一些“人际纠葛”投身司法精神病学研究，由此进入北大任教。
　　近年孙东东也出现在一些政治场合，“搞起了政治”。官方资料显示，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本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于去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至今单身的孙东东被认为性格当中存在一些偏执。圈内人士告诉记者，与那些实务工作者相比，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孙东东“不屑于搞实务”，“包括他手下的人去当律师，他都骂他们是不务正业”。
　　这与中国高校教育及科研机制不无关系。一般来说，学术成果需要通过拼论文呈现，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及见刊层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水准及其地位。他们凭此晋升。许多人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否则就“上不去。”
　　与官方的接近对孙东东的提升也帮助极大，在此过程中他已成为一个光环人物。一些医院以能够请他莅临讲座而荣幸。他的学生说，“他是十分有影响力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精神卫生法也是。政府的一些政策方面，他会参与答疑，做一些专题讲座，算是很权威的人了。”
　　但圈内对此也存在不同评判。卓小勤对本刊记者说，“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没有临床实践，没有研究条件怎么能成为专家？无非就是给法学院学生讲讲基础知识。”
　　在这方面，一位名叫杨仲凯的天津律师对孙东东更是予以严厉抨击，认为他“很危险”。
　　数年前，杨仲凯在代理一宗案件时认识了孙东东。案件当事人因在单位里老提意见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关了1年，出来后提起索赔诉讼。在司法鉴定环节，当事人选择了声名远播的孙东东和他所在的机构。
　　几番接触，杨仲凯觉得孙东东“傲慢得厉害”，但这还不是最重要。此后他目击了孙东东的鉴定现场。据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这是一种极不严肃和不科学的过程。
　　“没有任何物理仪器。完全是他主观上的评判。他就和当事人聊一些家长里短，我问你答。”杨说。孙还将一套类似于报纸上刊出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测评表交给他的当事人填写。最终的鉴定结论是，这位当事人存在“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一结论被法庭采信，由此判定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对其索赔诉求不予支持。
　　尽管已经过去几年了，但杨仲凯一直没有忘怀。这种过往经验使他深信，孙那些冒犯访民的说法，“可能有他自己的依据，凭的是他自己的经验，哪怕他的那套调查表是自成体系的，那也是他的评判标准。”
　　杨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里还吓人地说，因为他们这些专家有鉴定资质，所以如果你去采访他，他要说你是精神病，那么你就有可能是精神病。而这一切只需要问几句话，填几道问答题就可以了。
　　本文发稿前曾抄送一份给孙东东，但他仍不愿接受访问，只表态说，你们媒体胡炒去吧，我还是不说为宜。
　　
　　谁有精神病？
　　眼见针对孙东东的挞伐声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她对本刊记者说，“口水也能淹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