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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玫瑾与孙东东相识，称其为“老弟”。孙“事发”后，她的一篇博客写道，在那种“信访人员多有偏执症”的说法之外，管信访的警察也快精神分裂了。
　　李玫瑾没有接受采访，表示自己不想成为“孙东东第二”。她建议记者访问那些在一线处理信访工作的警察以及上访者本人，让人们自己做结论。
　　不无巧合。在孙东东引发的社会反弹中，一位南方省份的地方人大代表来到北京，对孙加以控诉。这位代表刚刚视察过所在地的6个派出所，发现几乎每个派出所都将上访者与精神病直接挂钩。
　　“他们宁愿每年花一些钱，将上访者关在精神病院，也不愿将他接出来。”这位代表说，“孙东东为他们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于中国上千万访民来说，要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社会事务研究者并不认为上访者的精神状态有多么糟糕，北京公盟社会事务所的研究员许志永说，上访者整体上属于个性较强的群体，很多人面临冤屈不愿意沉默。有一些老上访者个性偏执，但这和医学以及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是两个不同概念。
　　许志永与上访群体有着密切接触，经常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说，在上访群体中，我接触过很多被关过精神病院的人，其中只有两三个是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
　　根据一些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在目前中国13亿总人口数中，以6.7‰计，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至少有1000万人。而在上访者中，精神病人的比例可能并不是特别显著。
　　本刊记者与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成员、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刘锡伟沟通了此事。他在邮件里表示，上访者中的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是极其个别现象，百分比应小于6.7‰。他的这种说法与一些社会事务工作者的评判趋于一致。
　　在中国，界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通常依据中国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CCMD），这部标准由中华精神科学会负责编写。此外，卫生部要求各医院使用联合国诊断分类标准（ICD），习惯上也参考美国的诊断分类标准（DSM）。这三种标准每隔数年都要修订。
　　刘锡伟教授称，三种精神障碍诊断分类标准中均无“偏执型精神障碍”（孙东东言论版）条目，是否系“偏执型人格障碍”之误不得而知。假如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则不能被当作精神病人。
　　“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曾探讨过各种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课题组由中华精神科学会的司法精神病学组吸纳各方面的业界知名专家组成。他们在“精神障碍”概念下分出14大类183种。此外也有按照“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和“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的划分，精神疾病属于前者，而人格障碍属于后者。
　　“心理障碍、性格缺陷、人格障碍、精神疾病这四者要概念分清，一旦混淆，后果非常严重。”刘锡伟说，心理障碍、性格缺陷普遍存在，人格障碍在过去称为病态人格，是不良环境中潜移默化所致，没有从正常到不正常的明确时间界线，药物治疗不易改变。
　　不过很遗憾，刘锡伟看到了今天的混乱局面，人们有时会偷换概念。这“就会造成把无精神病的人送进精神病院，把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处决或者送监，影响法治进程”。
　　有鉴于此，目前的司法鉴定在确定精神疾病方面可信度不能不让人怀疑。以杨仲凯的当事人为例，她曾经经过三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一个机构认为她是正常人，两个机构认为她有问题。孙东东和他所在的机构属于后者。没有人清楚这三个机构谁最权威和最有说服力。
　　杨说，他期望官方能够采取更为严密的法律和更为科学的手段予以规范，否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不就乱套了嘛！”
　　孙东东引起的反弹也许有助于人们审视这个问题。对于上访者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在此之前，并没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真实精神处境。
　　图娅说：“我们期望帮助他们。”
　　图娅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会收到一些访民的信件。在她的印象中，他们态度平和，并不激烈。她说，“当我一听到99%这个数字，就觉得政府不仅应该负责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和困难，还要向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救助，必须予以关怀。不然真就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