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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及这些越南人进入中国的目的，相当一部分坦率承认“要在中国找工作，越南的工作机会太少，而且很难找，工资很低”。一名越南华裔农村妇女还表示：“村子里如果有人能够在中国打工挣钱，会被邻居们羡慕的；如果再能够把别人一起带到中国，那更是显得有本事了。”
　　由于越南在地理上同中国毗连，因而边民历来都有着很密切的往来，他们甚至跨国界而居，隔界河相望，通婚互市，走亲串戚，亲如一家。这样的情况在老挝、缅甸与中国边境地区同样存在，也有少量老挝和缅甸非法劳工出现在中国内地，但是与越南非法劳工喜欢进入中国不同的是，老挝劳工更喜欢去泰国，而缅甸劳务输出的主要市场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随着现代国家概念越来越强烈，曾经自由活动的边民们越来越被自己的政府严格管理起来。但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的经济发展需要，无法阻断两国民间的劳务往来：不但有大量中国人进入越南务工，同样有大量的越南人进入中国寻找工作机会。对于中越政府不断的“管理与打击”，云南省边境城市河口县的一名瑶族老人曾经表示：“国家发展了，生活好了，我们老百姓却越来越不自由了，以前中越两国老百姓无论走亲戚、互相帮帮工都非常自由，而现在不行了，随时有警察来找麻烦了。”
　　“事实上，劳务活动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什么地方有活干，什么地方需要劳动力，经常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越南的一名华裔学者说，“问题在于每个国家现在都有自己的现实利益考虑，所以本身劳动力丰富的中国不希望国外劳动力进入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许多现实的案例已经证明，越南劳工非法进入中国，早已经不仅仅限于传统的边境地区，而且形成了规模性涌入，一些非法中介利用收费较低之便私自开展对中国劳务输出业务。越南劳工进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一些路途遥远的腹地，都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入境、联系工厂和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在广州市中院开庭审理的“蛇头”谢某、曹某一案中，对不懂汉语的越南非法入境者，“蛇头”还帮助办理假的中国身份证。谢某交代，他们的分工是由越南人阿贤、阿香负责介绍熟客来华务工，吴某则负责联系广州的工厂接收工人，再由谢、曹二人在广州越秀南汽车站、珠海拱北车站，直接将偷渡者接送进工厂，然后代收酬金，最后从中收取劳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