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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香港科大校董会找到时在美国休斯顿大学任职，在国际重要奖项上屡获殊荣的朱经武教授，游说他出任这所年轻大学的校长。
　　“充裕、有弹性的经费；一套公平、开放的寻找优秀教师及升迁奖励制度；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政府的不干预态度——这三个重要的条件使香港科技大学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谈起这所与自己有8年深厚缘分的大学，朱经武的话语里充满自豪感，但也不无遗憾。
　　虽然从美国带来了不少经验，这些年也渴望力推香港教育制度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的，是高度民主化给改革带来的重重限制。
　　“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不同的优势和局限。”今年10月，朱经武将结束在科大的任期返回美国。即将离任之际，对香港、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他寄予了不一样的希冀，“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香港比内地走快了一步，已拥有3家国际研究型大学。然而，欲再进一步进行大学结构的合理设定，香港受立法会限制太大，很难成功。而从目前的种种问题看来，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难度固然比当年的香港要大，但因为内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如果找准了方向，进一步进行深度改革的可能性反而比香港更大。”
　　
　　校长就是拉拉队长
　　《南风窗》：近来内地针对学术自由问题的讨论很多。你觉得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行政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怎样才是比较健康的？
　　朱经武：我觉得学校应该是相当自主的。关于学术自由，不但政府不应该干预，连学校里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反过来行政上的职责是学校行政部门负责的，教授和老师们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最终对外负责的人是校长。
　　所以，香港的校长也是挺有权的，不过权与责往往要挂钩。据我了解内地的大学现在并没有董事会这个角色，但是在香港，假如我做不好校长这个角色，学校董事会是可以把我裁掉的。
　　《南风窗》：校长也是由董事会聘任的？
　　朱经武：由董事会聘任，但也要得到政府的同意。
　　香港回归以前，校长在香港的地位是很高的，港督下面就是校长。回归以后，政务司司长是二把手，往下依次是财政司、教育局局长，然后到校长。现在校长的地位依然是比较高的。
　　《南风窗》：你觉得在香港，大学校长具体需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朱经武：我觉得校长其实是拉拉队的队长，要想尽办法使大家都非常积极和乐观地向前走。当然，除了当好拉拉队队长，你还要把这个学术环境建造得很好，包括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但真正做事主要靠老师，校长做不了太多事情。
　　在大学里当校长不像在公司当管理，看哪个人不高兴就可以把他直接炒掉。在学校，其他教授的学术地位可能比校长更高，你要使他信服，过去的学术地位就一定要很高，并得到同行的尊敬。另外，假如校长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话，在进行其他方面工作时也会更方便，大家会给面子——尤其中国人的社会很讲面子。
　　
　　教育经费是政府的责任
　　《南风窗》：内地关于教育经费的争论很多，香港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情况是怎样的呢？
　　朱经武：香港的大学经费基本上都直接由香港政府给。
　　香港也有很多人觉得不公平，为什么美国州政府只需要给公立学校30%~40%的经费，而香港政府需要给到80%（不算学费）。香港的老师和校长为什么不积极去找别的钱。
　　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美国除了州政府外，还有联邦政府。虽然州政府基本上只会供给大学进行基本设施和基本教育的经费，但联邦政府给学校的钱是非常多的，而且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可以申请它的经费。
　　除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其他政府部门也会给学校钱。几年前，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到这里来，说起州政府给他们学校的钱不到30%，相比之下香港政府负担很大。但我再详细地问他，原来他们还有来自美国国立卫生院、能源部、国防部和国际自然基金会的钱，这些全是政府部门，其实仍然是政府的钱。另外州政府还划拨给他们一大笔额外的研究经费。
　　《南风窗》：以往我们有个错误的认识，国外大学的研究经费很多来自于社会资源，比如财团的赞助。
　　朱经武：社会资源当然有，但数量并不是那么大。
　　我刚才讲到UCLA的校长来跟我讲那30%的事，我说你们有医学院对不对？他说对，我们医学院很大，医学院的钱绝大部分是美国国立卫生院来的。然后我再问他，你的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州政府给多少钱呢，他说100%，因为这些院系没法申请卫生院和国防部的钱。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美国大学在教育这一块，完全是政府给钱的。只有研究方面的经费需要发展其他资源。好学校可以争取到很多研究经费，不好的学校就很少。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好项目才能拿到钱，使学校之间形成竞争。
　　《南风窗》：对办学经费内地有很多争议的声音，很多人批评内地大学负债办学的问题，讨论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应该多去发掘社会资源，增加经费的来源。
　　朱经武：负债办学这个现象，是个畸形。
　　我不太清楚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也许10年前吧，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很快，所以一些办教育的人就大规模贷钱，造成了现在的现象。其实学校是不应该有负债的，因为它不可能赚钱，所以不能贷款，不赚钱的情况下让他们怎么还贷？
　　当然，你可以说学校还能收学费什么的，但在教育成本上，学校花费了100块钱，最多就只能收100块钱学费，超过100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这样依然不能盈利。
　　负债办学的问题既然已经发生，我觉得解决方法应该是政府拿钱出来把这些债务全部取消。
　　至于经费来源的拓宽，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后对学校的私人捐助肯定会渐渐增加。就像香港，霍英东先生曾经一次就给我们捐了8亿，李兆基先生也给了我们7亿多。但是，社会捐助不是持续性的，他给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给，而学校经常性的经费是每年都需要的。我们学校去年花掉的经费是20多亿。
　　所以，靠人家捐钱过日子是非常难的。教育始终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对将来的长远投资。
　　《南风窗》：除了经费问题，内地的大学还存在严重的学术腐败，已经有多起事件被曝光。
　　朱经武：我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和香港，也有学术腐败现象，但是非常少。内地个别大学有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还是封闭。只要学校完全开放的话，再做这种事的成功率就非常小。
　　
　　不要一窝蜂做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么说其实不论香港还是美国，大学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政府，只是来源于不同的政府部门。而不同学校获得经费的差异其实只是在于研究那一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结构其实是促进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
　　朱经武：对，美国是这样子。你要研究、创新，就要竞争才行。
　　在香港，差异没有美国那么大。香港最好的3所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科大只在研究制度上占一点便宜。所以现在香港和内地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应该划分不同类型的大学，不要一窝蜂地向一个方向发展。有时我开玩笑说，如果所有大学都培养出我这样的人，都去做物理，做超导，那这个国家连饭也没得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