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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你说的类型分开是指从专业上去划分吗？
　　朱经武：不是，是从目的去划分。你看加州的大学是分成三类型的。第一类是研究型大学；第二类是4年大学，叫加州州立大学，是以教育为主的，偶尔也做点研究；第三类叫社区大学，这一类大学占的比重非常大。因为一个社会需要很多受不同教育的人来维持。
　　据我了解，有一阵子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是很好的，但不是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这是做不了的。
　　做研究型大学第一要有钱，办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中国这么大，如果所有大学都要当第一流的，这个经费不得了。
　　作为研究型大学，要到全世界去竞争，寻找优秀的老师，工资、资源等付出肯定要大很多。教授要做研究，学校要给他房子、实验室，更重要的是给他时间，不能让他每天教8小时书。
　　而4年大学的老师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少一些，一个老师可以教3门课，意味着它成本低些。到了社区大学的话，老师根本一点研究都不做了，只教一些很基础的课，课教得多，加上他不是世界的大学者，薪水也不一样，办学成本自然就更低。
　　第二，研究型大学需要有大量人才，内地有人才优势，而这方面香港则比较缺乏。
　　所以我觉得内地首先需要设置不同的分工，香港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虽然香港的大学经费非常充足，但香港现在一共有8家公立大学，如果全部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现在香港基本上只有3家大学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科大当然是研究型大学，但我们也不是综合性大学，主要有理工学院、商学院，虽然也有社会科学学院，但规模比较小。另外两家就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他们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南风窗》：那其实不就有了一个区别吗？
　　朱经武：是，大家都知道，但不能讲。
　　香港是个相当民主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英教育不能完全走得通。除非是政府强硬地要求这样做，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会不太愿意。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内地做起来可能比香港容易一些，因为内地政府比较有权力。
　　香港政府基本上不会像美国那样，按项目给学校钱，而是看一所学校有多少学生，就给多少钱。但是政府有一个调剂方法，就是研究生数量，给一所学校多批一些研究生，钱就上去了。希望经过这样的调剂慢慢把层次分出来。
　　但还有个问题，我们的教授跟一些非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相比，薪水差别并不大，幸而很多老师最看重的不是薪水，而是研究环境。
　　《南风窗》：所以现在香港的大学设置受到了民主化的限制？
　　朱经武：是的。学校这样的角色分工，之所以加州能做，是因为60年代那个州长跟校长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容易做出来。现在加州模式即使在西方也很难重复了，德州一直想模仿加州分三种类型的学校，但因为州议会的限制，所以很困难。
　　同样，在香港再建第二所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科大能迅速发展，是因为港英政府还在，没有什么投票啊、立法权啊这些事情，政府说了就算数，说要建校就做起来了，现在很多事情要经过立法会。
　　《南风窗》：那么针对香港的情况，我们看到教育体制中存在一个矛盾，就是政府到底要不要放权。
　　朱经武：我是这么看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但强有力的政府并不表示一定会违背民主。我觉得内地政府既需要慢慢放松，也需要很多支持。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当年台湾政府很有实权的，所以工业教育发展非常快，有点像新加坡。现在台湾也打开了民主化之门，很多事情就变得困难了。
　　台湾有160多家大学，生源根本不够，训练出来的学生又都想当世界一流学者，眼高手低，不会做实事，现在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内地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所以内地讨论怎么样能恢复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学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南风窗》：那你觉得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和这么多的人口，有多少家大学是适合的？
　　朱经武：我觉得需要多些。我们现在只有18%的学生能进大学，是纯精英制的教育，但是精英下面就没有了，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块缺了很大一条沟，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是不利的。
　　
　　高考改革没有完美途径
　　《南风窗》：关于大学对人才的选拔，内地的高考制度也是一个改革的重点，现在我们基本是一考定终身，有些教授想用一些灵活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学生，但不能够。
　　朱经武：不仅是中国，欧洲也是这样的。
　　因为社会需要公平，假如我跟一个学生聊聊天，就决定了他能不能进一所好学校，往往会流于主观，有失公平。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你问我考试制度是不是坏的，我想它的确是，应该这么说，是第二坏的。
　　现在我们学校在香港招生也是通过考试。到内地找学生时，也看他的高考成绩，但只是作一个参考，此外还要面试。但那是因为在内地的招生数量少，才可以这么做。
　　在考试之外，我们还找了一条路子，凡是真正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免掉他们不必要的考试。比如说很多年前，有一位同学对信息科技发明非常有兴趣，在世界发明奖拿了第一名。但他的成绩其实不是那么好，我们学校就破格收了他。
　　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不满，说我成绩比他好，却进不了这个学校，这不公平。但我们觉得，如果能够为香港造就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的话，远远胜过培养10个在各方面都平衡、普通的人才。
　　训练教育通才固然不容易，培养教育专才更难，因为你要在早期发现他。
　　《南风窗》：关于高考还有个问题是，这些年内地高考制度经常在改，最早考全科，后来文理分科，后来又不分，光是关于文理分科的问题，争论就一直比较大。
　　朱经武：关于如何选学生，我觉得永远找不到一个完全理想的方法。当年台湾也经历过文理分科的反复阶段：一下分科，一下又取消。
　　我们发现取消文理分科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有个同学，明明理科成绩非常好，但文科成绩却不理想。取消分科后，学校根据总分录取学生，所以他被分到政治大学去读文科了。后来只好又重考。
　　所以就算文理不分科，也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出现偏差。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学生需要比较广的知识面，训练专才的时候不可能什么都兼顾到。
　　总的来说，我觉得最好还是慢点分。但是这个做起来很困难，如果不分科的话，大家都去考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都向钱看，不看兴趣了。
　　所以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完全是教育问题。
　　《南风窗》：那对于内地的教育体制改革，你有什么期待？
　　朱经武：我希望政府认真想一下，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富更强。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假如目的很清楚，方法是可以商讨的。
　　在大原则上定了以后，其他应该松绑、宽松。每个地方、每个学校走的路子可能都不一样。让他们自己找路子走，远比规定他们怎么走要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