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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西客站下车后，郭玉良就直奔二姐家。路不长，300米。然而他还是走得非常艰难。那一天是2009年8月15日。
　　出生在河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郭玉良，初中尚没有毕业便辍学回家了，此后便开始四处打工挣钱。几个星期前，在山东一个工地打工时，落下的砖头砸伤了他的脚踝。现在的他，走路依旧是一瘸一拐。
　　到了之后，他坐在一家美容店外边等着二姐出来。随行的摄影记者买了支冰棍递给他。他摆摆手，最后还是接过了。“这是我今年夏天第一次吃冰棍。”他咧着嘴冲记者笑，眼睛眯成一条直线，似乎有些羞涩。
　　北京，南京，深圳，广州，天津，沈阳，乌鲁木齐……作为数亿底层打工者的一员，郭玉良在中国地图上用脚丈量了一个圈。他在圈里奔跑，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赚钱，还债。
　　这一切苦难的根源，始于2007年。他与北医三院签订了一份长达106年的还款协议，还款总额是53万。
　　
　　妻子之死
　　2007年7月27日。这是27岁的郭玉良牢记着的为数不多的日子之一。
　　年仅25岁的妻子张桂梅，在这一天产后去世。留给他一个男娃娃，还有一张53万元的催款单。他的天塌了，整个世界开始旋转。
　　“我心里难受啊！”他回忆着过往，压抑着呜咽，始终不转过头来看记者。
　　郭玉良一直想不通：好端端的人，怎么就走了？他一直记得之前的B超显示，妻子和肚子里的宝宝都很健康，全家人为此高兴不已。情况就在妻子生产的这一天突变。当天凌晨5时43分，在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后，张桂梅被诊断为“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肝脂肪、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郭玉良看不懂这些名词，他只知道，医院通知他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
　　这是他离开驻马店到北京的第六个年头。他的工作是空调安装，装一个20元，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多块。他也曾经仔细估算过，生个娃2000元应该够了。他揣着积攒的4000元钱，开心地让张桂梅也走出了家门。
　　从贫困的家乡到北京，郭玉良以为新生活离自己并不远。遗憾的是，幸福站得远远地跟自己招了招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医院病房外，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汉子蹲在地上哭泣。老家的亲戚凑够了4万块，让张桂梅得以转到北医三院进行治疗。结局仍旧无法逆转：47天后，张桂梅离开人世。4天后，郭玉良接到了北医三院的催款通知单：53万。这些个赫然大字让他傻了眼。
　　漫无边际的无助像海潮般袭来。
　　
　　 遗体之争
　　离春节不足10天。郭玉良和医院的纠葛依旧没有结束，“城市的医院是老虎。”
　　2005年的时候，他曾带着母亲来北京看病，几项检查过后，2万元所剩无几。母亲还是去世了。“要是花两万在老家看病，我妈肯定不会死。”姐姐拖着他去找了民政局、卫生局、红十字会还有妇联，想讨个说法。在北京打工的姐姐生活并不宽裕，一天10个小时的工作，也仅仅能挣得生活的日常花费。
　　事情，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北医三院和郭玉良协商：张桂梅的遗体捐给医院做医学解剖，53万欠款医院就不要了。“她是为我生儿育女死的！”郭玉良攥紧了拳头，“就算100万，也不能把她卖了！”他执拗地认准了一个理：要带她回老家，不想以后觉得遗憾。“我欠她父母的。”
　　“她的父母怪你吗？”记者问得很小心。他摇了摇头：“他们连句重话都没说。”
　　他开始盘算还款计划：每年5～7月工资2000元左右，8～9月1000多元，3～4月600～800元，大女儿上学每月需300元，刚出生的小儿子每月吃奶粉需要630元，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的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每年最多保证还给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这份协议上有郭玉良的签字，也有医院方面的批示。但是尸体的存放成为了新的难题——他掏不起停尸费。一位台商给他汇来6000元，他付了费用。
　　腊月二十五，郭玉良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300元，带着妻子的骨灰回了河南老家。
　　
　　 走起来，还债
　　那瓶矿泉水转眼见了底。郭玉良几乎每回答记者一个问题，就会喝一口水。
　　“你没觉得这个还款协议很荒唐？”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医院让我老婆多活了40多天，我知足了。”
　　安葬完妻子之后，郭玉良去了南京。先前捐钱的老板又给他在自己的工厂谋了个工作。工资优渥，工作也比较轻松。但他干得很卖力，总觉得自己欠了很重的人情。
　　2008年4月30日，他给老板留了封信，要离开工厂，离开南京。那封信的内容如下：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我郭玉良终生难忘。但孩子需要照管，我必须回家。
　　他还列出了一个计算公式：“我欠你6000元救命钱，大年正月初六，我来到这里，工作期间做了哪些活，应该拿多少钱。”他计算出自己的工资是2000元，然后把扣除工资后的4000元一齐装进了信封。
　　“他（指老板）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他是有目的地让我留在工厂的，他是想把资助我的事跟人炫耀。”然后他话锋一转：“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我不想被人看不起。”他离开的根源是“马桶事件”。老板办公室的马桶坏了，找他来修。他叮嘱老板先别用，可是在修的途中，意外还是发生：脏水顺着管道冲下来，溅了他一身。那一刻，他感觉心如死灰。他笃定老板是故意使用马桶的。
　　“他就是看我不顺眼。”他说自己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受不了这口气。一星期后，他干满了这个月，离开了南京。
　　
　　失业，是一个漩涡
　　在此之前，无锡一家电梯厂的老总主动表示：先帮郭玉良垫付欠的6000元，并欢迎他来电梯厂工作。他还是推托了无锡电梯厂的好意，最终没有去工作。
　　“小儿子送回家后身上开始起疙瘩，家里人一直催我接走，大女儿也要上学，去无锡解决不了上学的问题。”
　　2008年的劳动节，他买了从无锡南下的火车票，目的地是广东惠州。老乡说，工作有的是，包你找得到。到深圳那天倾盆大雨。他舍不得50元一晚的住宿费，躲到了天桥底下避雨、过夜。半夜口渴难耐，寻到一间小卖铺，咬咬牙，递过去一张50元，买了一瓶可乐。店里的小女孩递过来一团钞票。他愣住了，是一张簇新的100元和几张零钱。
　　没有任何思考，他一把抓过，胡乱皱成一团塞进了口袋里。“到现在一想起来我心里头还难受。小女孩也就十五六岁，赚钱也不容易，这事我都跟我姐说了好几回。”他眉头紧蹙，向面前的记者解释：“可那时候真的是缺钱呀！换作平时，我也不会做这缺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