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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有的报道形容“此案震惊教育界”，恐怕言过其实，类似的事情早就一抓一大把了，说“震惊”还不如说让教育界又难堪了一次更恰当些。就说湖北，近几年来，倒在权钱交易上的高校领导干部起码有十几名。舆论则是一如既往地呈喷发之势。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10月12日说话了：当前，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在工程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教育基建领域反腐倡廉建设任重道远，教育部将就此展开专项治理。专项治理是什么概念？相关的问题已经快到积重难返的地步（这个时候一般又被称作“重灾区”），依靠常规的手段已经没有多少效果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集中歼灭敌人”。
　　原因人们已经知道的太多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追究，就不能放过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高校大跃进。政府和高校片面追求办学层次高、规模大、学科专业全，国内高校经历了爆炸式、化学反应式的“跨越发展”，校园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包括类似此次武汉大学腐败案涉及的学生公寓的大规模兴建。
　　有所谓高校职务犯罪新动向的分析说，高校腐败年龄趋于中年化。其中，30到50岁年龄段为“高发阶段”。 到今天能接受所谓巨额贿赂的中年们，往前推10年，年轻的刚就业，在当时一定是进了高校领导干部行列的队伍里去的。今天腐败了，说明现在的机制没有或者说本质上就没有能力把他或她塑造成一个廉洁的人。而50岁的，10年大概也是个中层领导干部了吧。大跃进一来，接近基建、财务等的那些或者主要领导就成了另种形式的“暴富”群体。
　　很早就有人说，这种情况下，不出腐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历史的发展还是不得不走到了积重难返，非要集中整治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长时间的“纵容”反过来加剧了高校领导干部权力不受制约的程度。哪个搞腐败的，湿了鞋的不拼命抓权力？一个评论说得好：“依靠当前高校学校领导的自觉、自主建立制约自身权力的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谁愿意主动把手中的权力分出去，让自己失去各种好处，并处处受到监督呢？”
　　只是，读书人，包括是干部但毕竟仍以育人为本的读书人，本不应该让人如此在言论上“作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