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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出炉的《2009年广东省市、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红皮书》中有一份特殊的“公众满意度报告”。该报告显示，在众多职业中，对政府满意度最高的是公务员，最低为农民、学生和失业者。
　　这次调查结果也佐证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部分利益集团几乎垄断了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地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也是对现行政策满意与否的根源。
　　如果深入中国社会内部，不难发现今天的中国已不仅仅是经济结构被锁定那么简单，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模式上越来越固化，整个社会真正的流动已经越来越稀缺，也快到了固化的边缘。
　　有敏锐的论者2001年曾经提示要注意当今中国的“重新民国化”，也有论者在2003年警告说：中国正在拉美化。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都不可否认一个制度上的陷阱可能出现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中不能自拔。各级政府都在无孔不入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数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社会食物链的最下端，承担着各类隐秘的“牺牲”。
　　如果时世平顺、经济持续增长，这些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几乎自生自灭的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2000多年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驯顺，但倘若遇到大范围的大灾之年或者经济下滑政府抽血救急，致使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反面。
　　实际上，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政府，有着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GDP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地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预示着中国社会经过了30多年改革之后，依然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行进。没有外部强力，这种路径依赖将很难被轻易改变。本质上来说，中国很难有经济危机，发生的只会是以各种样式呈现的政治周期，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中国GDP完美保持20多年高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几乎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黯淡的阴影。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