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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周瑞金老先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喜看新意见阶层崛起》。
　　现在，从老百姓到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党政领导，对于互联网言论的评价之高、希望之高都超过最初的想象。
　　
　　全民性喜好
　　笔者认为，“新意见阶层”这个提法，虽然影响大，但可能不是太严谨，因为“新意见阶层”它不构成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独立的阶层，而是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各个阶层都有，它不像一个企业家阶层或者知识分子阶层这样，后者有严格的属性，有相对的独立性。更准确地讲是“新意见群体”。
　　所谓的新意见，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立场，尤其是公民立场，为了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表的意见。所谓新意见群体，当然主要就是发表这样一种意见的群体。
　　这样一个新意见群体，它是怎么来的？有很多背景。首先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在中国的进程跟新意见群体在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二者几乎是完全同步。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无所谓新意见群体。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见都发表到传统媒体上，而传统媒体基本上都是官办媒体，官办媒体基本上都是起喉舌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意见市场可言，更谈不上新意见群体。新意见群体，在笔者个人印象当中，应该是从21世纪开始，也就是从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始。
　　互联网一进入中国，它的主要的社会意义就是言论的意义。这也是笔者的一种个人体验，因为笔者大概是1999年就开始上网，当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言，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但当时的网民还比较精英化，人数极少，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没什么影响。那么相应的，当时互联网的言论跟今天相比，自由空间当然也大得多，给笔者的印象，那个时代的互联网就跟1910年到1920年中国的言论状况差不多，随时可以办杂志，随时可以办出版社，基本上不会有政府的力量干预。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时大致也是这样，一个小时之内，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重新开一家BBS，然后吆喝一帮人上去谈天说地，这就是刚开始的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据说已经多达3.3亿。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就是说互联网言论已经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言论场之一。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互联网言论都不可能这么繁荣，这么强大！这是一种言论上的中国特色，这样一种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怎么形成的？打个比喻，就是说传统媒体的言论就像地面战场，在这个地面上，各种险关要碍都已经被体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经切割完毕，比较自由的那种言论已经是插翅难飞。那么互联网就像空军。目前来看，政府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制空权基本上仍然还是在民间言论里边，它的自由本性仍然没有被消除，这是为什么互联网那么繁荣的一个原因。
　　就像上访一样，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到政府上访，政府信访上访部门不处理，结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后北京就只好截访。那么互联网也是，传统媒体找不到发表空间，就都往互联网挤，在互联网中，想截访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以后在技术上可能会难度越来越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发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新技术，然后就可能有一种新的软件来对抗。如果对付不了的话，中国的网络言论对现实可能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就很难预测了。
　　到互联网上去发言这个喜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喜好。笔者认为它就好像是一个众议院，每个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个议员。网络言论的最根本的正面作用就在这儿，它是以整个社会集体的力量，来为我们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设置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议程的力量就是一种多元的力量，这种多元之多，它的变数之多，它的变量之多，完全到了人工根本无法操纵的地步，不是任何单方面的力量所能够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单去讲控制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流，因势利导。
　　
　　两个对接
　　新意见群体的本质属性在于，它是属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在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和成长了。那么是什么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主要的还是一种言论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具有现实力量意义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还是比较初级的，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最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力量主要是表现在言论上，尤其是互联网言论上。在互联网上早就形成一个公共舆论场，也就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可以说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公民社会主要还局限于互联网，局限于虚拟阶段。但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它越来越从空中，从天上挪到地面，越来越与现实的力量对接，越来越变成一种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力量。
　　这主要是通过两个管道来起作用，就是它有两个对接。
　　第一个对接就是互联网的言论，也就是新意见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影响现实。通过影响高层来影响公共政策，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对接。每个高层部门现在都有舆情部门，舆情主要就是搜集互联网言论，互联网言论主要就是新意见。那么搜集以后，会导致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这是第一种对接。
　　第二个对接就是新意见，包括互联网言论，包括一些市场化媒体的言论，与公民行动的对接。原来很多公民、很多新意见群体是只说不做，我到网上去发泄一通，只是为了发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既要说，更要做，说和做对接，虚拟世界的言论跟现实中的行动对接。这样，中国就会慢慢开始产生一个新的阶层，不同于原本的新意见群体，就是一个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原来还是虚拟想象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实体化。
　　这个中产阶层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还有闲，更重要的是他有教养、有见识、有公共关怀。如果没有公共关怀，有钱有闲之后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户外”；如果有一点公共关怀，这个“户外”变成了公民行动，也可以说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户外”。
　　这种“户外”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中国的公民行动开始了。有着同样目的，有着同样关怀的那么一群人自由聚合起来，联合起来，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来了。一个事件发生就产生一种聚合，这种聚合就产生一个临时性的群体，然后就定点起作用，“精确打击”。这个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这个临时性的群体就消失了。这些人可能从哪儿来？这些人可能向哪儿去？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谁都想不到，谁都不知道，谁都无法预测，管理部门也无法预测，因为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预测。这么一群有钱有闲，有公共关怀的人，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都有，甚至包括公务员阶层。
　　于是新意见群体就变成一个新行动群体，它就不限于意见了，出现了“新意见领袖”。他们又具备较高的、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养，了解现实体制运行的规律，所以他们的行动是现在的管制力量很难应付的。
　　新意见群体这个群体本身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向行动这个方面靠拢。这标志着，中国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它的素质有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