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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之道
　　互联网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言论广场，它的效应主要是一个广场效应，广场效应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负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要将互联网的言论变做一种负责任的、完全像传统媒体的言论是困难的，尽管管理部门一再强调要实行所谓实名制，但是也只有威慑作用，没什么实际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为公民之友。这是现代政府必须具备的素质，首先是善待意见领袖，成为意见领袖之友。用传统的政治术语来讲就叫做搞统战，要学会跟他们搞统战，但这个统战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战，跟意见领袖打交道，过去传统的统战思路是没有效果的。意见领袖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他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才成其为意见领袖。如果抹杀了他的个性，抹杀了他的价值和立场，他就一钱不值了。对于意见领袖最大的期待，应该是期待他们理性地发言，而不是硬要他们站到我这一边来，为我说话，把他变成一个网评员。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存异求同。
　　另一方面是要允许平面媒体跟互联网言论竞争。传统媒体的言论，是一种负责任的、可管理的言论。如果是到互联网上去，匿名发言，纯粹就是为了发泄，什么话不能说？虽然可以追踪IP，但是法不责众，真的要惩治也只是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这种可能一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网民普遍持有的心态。为什么网络的言论会比较偏激？原因就在这儿，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网络长城筑得再高都没有用。
　　互联网的言论需要分流，怎么来分流呢？就是用传统媒体来分流。要允许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展开竞争，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的落差要尽可能缩小，传统媒体才有竞争力可言，才可能在意见市场上有地位，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则，互联网言论那种畸形的繁荣也就无从遏制，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可能很难消减，对互联网管制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互联网言论失控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广场效应的负面效应也就越来越大。
　　第三点，就是国家的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起作用。比如说，怎么解决上访问题，应该是让国家的基础制度设施正常运转，该起作用的部门要起作用，该起作用的渠道要起作用，然后把上访的那些人都分流到应该去的部门，应该走的渠道。
　　国家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不是价值意义上的，而是功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这些制度。比方说税收，比方说海关，比方说法院，比方说警署，诸如此类的，它都不属于价值层面，都属于基本功能层面，一个国家如果基础性的制度设施没有了，失效了，那么这个国家制度的基础功能也就失效了。就像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些基础性的设施，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同样，一个国家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上，也需要有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正常，国家与社会关系要正常化，第一个政府要容忍，要扶持公民社会成长；另外一个是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正常运转，要能够把那些上访的人，那些上街的人，那些上网发泄的人吸引过去，把他们拉回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