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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产阶层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还有闲，更重要的是他有教养、有见识、有公共关怀。如果没有公共关怀，有钱有闲之后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户外”；如果有一点公共关怀，这个“户外”变成了公民行动，也可以说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户外”。
　　这种“户外”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中国的公民行动开始了。有着同样目的，有着同样关怀的那么一群人自由聚合起来，联合起来，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来了。一个事件发生就产生一种聚合，这种聚合就产生一个临时性的群体，然后就定点起作用，“精确打击”。这个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这个临时性的群体就消失了。这些人可能从哪儿来？这些人可能向哪儿去？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谁都想不到，谁都不知道，谁都无法预测，管理部门也无法预测，因为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预测。这么一群有钱有闲，有公共关怀的人，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都有，甚至包括公务员阶层。
　　于是新意见群体就变成一个新行动群体，它就不限于意见了，出现了“新意见领袖”。他们又具备较高的、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养，了解现实体制运行的规律，所以他们的行动是现在的管制力量很难应付的。
　　新意见群体这个群体本身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向行动这个方面靠拢。这标志着，中国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它的素质有了提高。
　　
　　应对之道
　　互联网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言论广场，它的效应主要是一个广场效应，广场效应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负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要将互联网的言论变做一种负责任的、完全像传统媒体的言论是困难的，尽管管理部门一再强调要实行所谓实名制，但是也只有威慑作用，没什么实际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为公民之友。这是现代政府必须具备的素质，首先是善待意见领袖，成为意见领袖之友。用传统的政治术语来讲就叫做搞统战，要学会跟他们搞统战，但这个统战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战，跟意见领袖打交道，过去传统的统战思路是没有效果的。意见领袖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他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才成其为意见领袖。如果抹杀了他的个性，抹杀了他的价值和立场，他就一钱不值了。对于意见领袖最大的期待，应该是期待他们理性地发言，而不是硬要他们站到我这一边来，为我说话，把他变成一个网评员。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存异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