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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如今，这个指导性口号后面又多了个“稳定是硬任务”。后面这个提法其实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去年年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的讲话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是这么讲的。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今年2月中旬在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披露了“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重要指示精神”，透露出高层对2009年社会稳定局势的重大判断。以十七届四中全会为标志，“稳定是硬任务”进入执政党的正式决议。
　　过去有一个习惯讲法是“稳定压倒一切”，带有特殊时期的应急色彩。而“稳定是硬任务”，虽然在内在精神上与之也是一致的，都是认为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但一旦进入正式决议，将会“日常化”，成为党政官员执政的基本指导准则。而对民众的影响也将“日常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记者曾经借用“维稳器”概念试图总结维稳中可能会固化下的工作方式：以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为核心目标，动员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尽全力让当事人做到“息讼罢访”。2009年纪念建国60周年，维稳的“第一责任”更加突出。高速运转的维稳机制同样也会固化下很多东西。经过2008奥运和2009纪念建国60周年，“维稳器”相当于进行了检修。“稳定是硬任务”进入正式文件，说明维稳不仅仅是特殊时期的应急处理，也日渐渗透到具体的执政方式中去。
　　比如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7月12日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七种情形中有两种直接与群体性事件有关：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一直没有一个完善的规定，却在维稳问责中开始具体化和明晰化。
　　再比如说，在加强基层方面，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推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产业链、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相对集中点建立党组织的做法，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加大在中介机构、协会、学会以及各类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力度。
　　这两个动向说明，经过2009年严峻社会形势下的紧张工作之后，“硬任务”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遏制党政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激化社会矛盾，一个是通过延伸党的基层组织，激活功能不健全的“神经末梢”。2009年执政党在“治官”方面，体现了铁腕色彩。尤其是对政法系统而言，2009年可谓大事不断。孟建柱执掌公安部后，今年7月启动公安系统内部的“打黑除恶”风暴。与以往所不同的是，此次“打黑风暴”重点着眼于警界内部。而在过去3年中，多名地方公安系统负责人涉案并被严罚。通过铁腕反腐反黑，尤其是整顿官员内部，会极大释放民众的怒气和怨气。
　　而强化基层，也是政法系统的重要方向。周永康最近承认，这些年基层基础建设得到了加强，但总体还比较薄弱，要更多地从领导机关找原因，从思想认识、体制机制、政策法律上找原因，切实推动人往基层走、力量往基层使。经过2008年和今年以来的维稳实践，相关方面显然认识到，稳定最坏的情况就是社会秩序走到“失序”的地步，让所有人都能够归到组织的笼罩下，是最直接的反应。
　　但应该承认，去岁今年的维稳实践，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维稳的主要矛盾还是官员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等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对于“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诉求不相适应。很典型的例子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重压下的官员或当街下跪，手足无措的窘态尽显；或躲避群众，远离现场。而后者出现的概率更多。在民众“四权”的伸张过程中，相当多的官员还不知道如何妥善应对。
　　在压力型体制下，“硬任务”也有可能导致层层加压，官员更习惯于使用老旧的处理方式，反而激化矛盾。不久前，云南省委宣传部曾经发过一个紧急通知，其中说新闻媒体不得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词汇。中共一直十分重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此次四中全会批评了官员的庸、懒、散、视察讲排场、脱离群众等。同时，在处理官民矛盾上，改掉陈旧的话语方式也已是突出的问题。铁腕只能治官，而对于民众，官员应自觉回归“仆人”的本分上。
　　官员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执政党正在下大力解决。而官员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如何适应民众日益增长的对于“四权”的诉求，则是2009年维稳工作至今暴露出的对“硬任务”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