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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的目标不是为了管，而是为了提高效率。另外监管本身也有个成本问题：财政提供的资金是直接成本，如你的监管干扰、影响了金融企业的经营秩序，虽然会计上反映不出，但它是一种间接成本。”
　　
　　出路依然迷茫
　　未来农信社的出路在哪里？王永亮说：“如果只为防范案件，把农信社全关了就行了，但关了它，农村需要的金融服务谁来提供？其他农村金融组织哪能那么快培养起来，取代农信社？1990年代后期，其他银行从农村撤走，这是一个进步，说明银行业有风险意识，懂得成本核算了，但同时也暴露出了矛盾，即中国没有坚实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是本来就存在的矛盾，过去被掩盖了。”
　　王永亮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必须有为农村服务的强大金融体系。将来的出路，不应单纯地说农信社该怎么搞，而是农村金融体系该怎么建设？他认为应该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农村金融现有存量这一块，即农信社，应该彻底商业化，让农信社转变成商业银行，变成股份制金融企业，股东说了算，真正有自己的主人。现有条件下，这种做法的可行性相对强，而监管部门也知道怎么对它监管了。
　　第二条腿，培育增量。2007年初开始，中央选择８个省区进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改革，2009年试点范围全面扩大。这次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组织、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金融企业愿给穷人、小企业贷款的不多，愿给富人、大企业贷款的多，这是它逐利的本性决定的。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民主化，政府不能强迫大银行给小企业、农户贷款，要想真正为“三农”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最根本的就是建立农民自己的银行。
　　在这个问题上，王永亮的观点是所有地区的银行体系，都应该以本地银行为主。不论一个乡、一个县、还是一个省、一个国家，都应如此。这不是歧视外来银行，而是只有这样的银行体系才属合理。全国性大银行对落后地区的经营，往往导致资金大量从该地区流失。在山西金融业的现有格局中，外来银行占主体，绝对居于垄断地位，它们的存贷款所占份额在60%以上，但在当地存贷比比地方银行要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国性银行，即外来银行，在山西吸收的存款30%以上被转移出省，站在银行自身角度这是正确的，资金要向利润率高的地方聚焦，但它们也是山西经济发展的抽水机。落后地区需要的金融服务本来就不多，现在更少了，雪上加霜。山西银行的改革目标，应该是完善金融结构，建设一个以当地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格局。
　　“地方银行办得好，从政府来讲，也是政绩。从税收管理来看，大企业多是上级管理企业，税收大多缴给了上级财政，越是小企业，税收全都留给了当地财政。如果地方政府认识到这种关系，就应该扶持地方小银行。”王永亮说。
　　2000年前后，中国开始使用“社区银行”的概念。但王永亮认为，如不考虑农村资金互助社，中国至今没有一家社区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也不一定就是社区银行，但银监会对它的管理办法是按照社区银行的理念设计的。比如社区参与方面，村级资金互助社的股东是本村人或本村企业，入股为社员，决策是严格按照合作制金融组织搭建结构、管理的，职员也主要来自本村。另一方面，对它明确提出社区普惠，即金融服务必须惠及本村村民。如果真能做到，自然便能产生社区认同。”
　　从监管方面考虑，相对于其他当地银行，社区银行更有利于解决银行与贷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王永亮说：“靠别人监管总是靠不住的，最基本的监管是自律，要培养出他自律的意识和能力，脑子里有这根弦。内控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另外还有外部监管、市场约束。上司公司的市场约束是最强的，它必须及时、真实地披露信息，接受有力的监管。社区银行，社区成员之间的约束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治理结构完善了，社员就会要求披露信息。同时，社员之间的互相监督也是强有力的，因为熟人社会中，成员相互了解，信誉非常重要，你借农信社的钱，可以借的时候就不想还，但你要借社区成员的钱，就不能说不还。”
　　那么，等到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起来时，农信社会不会很快走向消亡？王永亮并不担心这一点，他说：“其他农村金融组织哪能那么快培养起来，取代农信社？农信社还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目前它还是优势种，但要进行物种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