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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4月份新的医改方案公布，新医改如何推进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出台，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确立，每走一步似乎都步履蹒跚，而这还只是新医改最简单的开始。
　　基本目录确立之后，如何确保各医疗机构一定会按规定价格使用并且只用目录规定的药物，是个太棘手的问题。按已出台的政策，要对基本药物实行统一招标、统一价格、统一配送，这必然摧毁在药品生产厂家和医院之间层层中间环节的生存空间，而在此之前，众所周知正是这些有着高额利润的中间环节拉高了药价，他们有着巨大的操控医药市场的能量。推行药品“三统一”必然遇到重重阻力。
　　按照新医改的三年计划，到2010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将初步建立，并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很多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对此并不乐观，因为阻力实在太大。医疗从原来的市场化模式转向公益性，整个医疗体系需要一个全新的运作模式。
　　新医改方案特别是基本药物制度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宁夏模式，宁夏一些专家也参与了制度起草。早在2006年，宁夏便开始推行药品“三统一”，基本药物目录也和国家出台的有很大重合。3年过去了，宁夏的药品“三统一”基本已经不存在障碍，为下一步的公立医院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把宁夏首府银川作为一个医改的样本细细解剖，也许对目前众多为医改如何具体推行头疼的省市有极佳的借鉴意义。
　　
　　艰难起步
　　2005年，医改市场化方向失败，下一步将如何改尚无定论，药价已经虚高到病人吃不起药，医患关系更是剑拔弩张，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医疗中的痼疾。当时为了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分管文教卫生的副主席郑小明领人调研，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贵和难，以研究怎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调研结果是找出了四难，三贵。难是因为村卫生室名存实亡，乡卫生院破烂不堪，农民没有地方看病，基层医院也缺少合适的医生，病人看病不方便，大医院太贵，百姓没有钱，看不起病。把病人住院发票拿来分析，发现贵首先是药贵，1万块钱有6000块药钱，其次是大型设备检查费贵，三是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贵。
　　看病难可以通过加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服务能力等方式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药品招标，宁夏亦然，但招的结果却是越来越贵，因为如果招标的品种便宜，医生不用，投标企业把药品改头换面，便把价格大幅度提高，每家医院有几十家企业配送，医院选择余地非常大，而每家配送企业同样可以供很多家医疗机构，所以便宜的好药渐渐被挤出市场，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看病贵还是个全国性的难题。
　　在不断的摸索中，宁夏提出了“三统一”，即统一招标、统一价格、统一配送。招标只招厂家不招商家，使药价大幅度降低，药品实行一品一规，杜绝了药品改头换面商品名众多的情况；配送实现点对点，通过招标选出了两家配送企业，其它企业一律不准向医疗机构供药，医疗机构只能从规定的配送企业进药，不能从任何其它渠道进药，配送企业明确划分配送范围，不能跨区域配送。应该说，理论上，这是一套近乎完美的方案，但执行起来却遭遇了几乎压垮改革的困难，因为“三统一”触碰了太多的利益群体。
　　2006年5月底，宁夏一级基本药物目录出台，因为宁夏乡村一年的用药量才有8000万元，所以对市场冲击不是很大。当时药价降价幅度达48%，达到了预期效果。12月供二级医院使用的二级目录出台，2007年8月，三级目录确定。至此，活跃在医药市场中间环节的2.7万名从业人员全部丧失了利益空间。且不说拼命挣扎的这些中间环节从业人员，一些医疗机构也以配送不到位为由，擅自采购其它药品，有的乡镇卫生院院长自己私人开有药房，自然不愿意用配送的药。
　　改革伊始，医疗机构和配送企业都出现很多不适。
　　作为银川最大的专科医院，银川市妇幼保健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妇产科、儿科适用的药在目录中本就很少，量已经很少了，如果配送再出问题，就会无药可用。那时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找不上药。让病人出去买又违反处方法的规定。医院只能不断给医生、临床解释。
　　银川市所属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2006年底开始推行“三统一”。分管业务的副院长杜秦川告诉记者，刚开始运行时，感觉一些临床医生不太理解。很多原来用习惯的药全都没有了，病人吃习惯的药也没有了。有医生找药剂科，找医院领导，问什么药都没有是怎么回事。有一段时间连VE都供不上了，因为太便宜，利润太低，没有厂家愿意供货。
　　作为银川现在五家配送企业中最大的一家，中国医药控股公司宁夏分公司也是银川实行“三统一”后的第一家配送企业，负责人申祖援告诉记者，刚开始他们非常难，他们做了50年医药配送，原来都是自由采购自由销售，“三统一”后，只能从定点中标企业购药，而那些中标的企业，有很多因为中标后核算觉得利润太小，直接废标了，像第一批招标的VC针剂，中标企业报价7分钱一支，这根本不可能有利润。每次招完标都有几十上百家药厂不来签合同书。有的药厂并不把宁夏市场放在眼里，整个宁夏市场份额可能就顶北京一个大医院。当时配送企业联系厂家的时候，对方干脆关掉手机，失去了踪影。所以总会出现有药采购不到，无法给医疗机构供货的情况。
　　国药控股在宁夏一年差不多5亿的配送量，这至少需要1.5亿流动资金，而当时他们经过一次集资才有8000万流动资金，周转非常困难。而政府测算规定的3%的配送率，使这个包袱很重的老国企面临亏损。去年3月份，16家医院没有及时回款，这几乎是配送企业不可承受之重。配送率自然很低，也造成一些医疗机构临床断药。配率最低的时候仅仅20%。医疗机构告状，说春节长假没有药。
　　而作为唯一受惠方的百姓，开始对此也不能理解。一些人想要的药买不到，和医疗机构发生冲突，有个别人甚至去砸医院的窗户。一些老人吃惯某种药，忽然买不到了。离退休干部中一些级别很高的人直接把状告到了省一级。医院更是怨声载道。政府部门只能不断出面协调督导，卫生局工作量骤增。
　　执行难、配送难、回款难，每一难都足以摧毁药品“三统一”进程。“通过3年努力，可以说新模式才初步建立起来，现在已经比较顺了。2007年和2008年每月都要把院长找来开会。‘三统一’不仅推进非常艰难，而且不断出现反复。”银川市卫生局长田丰年如是说。
　　
　　政府如何主导
　　新医改把卫生事业定性为公益性，和市场化改革最大的不同就是，所有的改革都要由政府主导完成。政府主导首先需要政府对改革强力推进。新医改是还利于民，除了保证老百姓的利益，其它相关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被损害了，政府是百姓利益唯一的代言人。“主要领导只要决心有一点点动摇，是推不到今天的，趴在这个利益链条上的人太多了。医改的难度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难的是决心和信心问题。”田丰年感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