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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现在还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并且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这是否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为优越？
　　王长江：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博弈从未停止。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管用的，是大势所趋，我们也迎合了这股世界潮流，中国这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很强，还保留了大量行政手段和计划经济的因素。因此，在当前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中国所受影响较小，这不能证明我们调控经济的手段有多高明，只是因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成分还不够多之故。我们还是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不能以此为借口走回头路。这就好比全世界发生了饥荒，非洲人靠吃野果躲过了危机，但全世界不能因此就退回到原始状态；纽约发生了大停电，没通电的地方自然不受影响，但不能因此就说煤油灯比电灯更好。
　　民主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出现滞后、不对应是普遍现象，非常正常，有时候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会超过民主国家，但这不能成为不进行体制改革的理由。因为经济不会一直增长，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也不能只靠经济增长来维持。西方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但它的政治体制有弹性，所以人民会和政府共度时艰；如果人民对政权的认同感只系于经济增长，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经济好时我和你过，不好时各走各的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拓展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样人民才会和党同甘共苦。四中全会看到了这种危机感，这是好事。
　　 《南风窗》：国内的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民主有利于遏制腐败吗？
　　王长江：民主是抑制腐败的良药，这是毫无疑问的。之所以会产生腐败，是因为某个团体或个人对权力的使用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没有约束和监督所致。民主不是人们直接对社会事务做出决定，而更多意味着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参与和约束，因此在遏制腐败上面，有民主总体要比没有好。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下，财富大量涌流，权力的寻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厚的条件，而我们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办法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产生的腐败比过去更严重、触目惊心。没有钱，腐败的程度有限；财富多了，政治上的一些不民主的因素依然如故，腐败当然会愈演愈烈。
　　
　　民主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南风窗》：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的诉求，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不需要民主，是这样吗？
　　王长江：反腐败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要通过民主的途径。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权力带来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腐败的收益很高，而被抓住只是一种偶然的话，这个险就是值得冒的，因此靠严刑峻法、高薪养廉等等都是遏制不了腐败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往往把民主意识形态化了，把民主和某种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其实民主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问一般的老百姓对民主感不感兴趣，他很可能说不感兴趣；但你问他你的事情由别人决定你干不干，他肯定回答不干，这就是民主的意识，只是我们不把它当成民主罢了。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人们的这种民主意识和要求会越来越强烈，民主和每个人切实相关。
　　 《南风窗》：在现实层面，基层的海选也确实出现了贿选、家族势力操纵选举等现象，应该怎么看？
　　王长江：邓小平设计的市场经济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一些人把这种思路简单套用到了民主领域，认为应该让一部人先民主起来，这部分人就是一些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人，党内的先进分子等等。因此他们认为，我们一直在搞的乡村直选路子错了，素质低的人只会搞出低层次的民主。这种想法把文化素质作为是否实行民主的依据，是非常荒谬的。
　　当年解放区的民众搞选举，连西方的记者都赞叹不已，认为这才是真民主，可是那些民众很多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英国几百年前搞民主，民众的素质又能高到哪里去？
　　事实上，决定民主的根本因素是利益，有利益就有民主，而和素质无关。计划经济否认人们的利益诉求，自然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要求，只会产生混乱不堪的大民主。市场经济下人们有了财产，就会拼命保护，对政府也就有了要求。作为执政党，应该对此加以引导，并产生相应的紧迫感，不能无动于衷。如果社会民主的发展快过党内民主的话，党还有什么资格进行领导？你总不能说社会民主要先停一停，等我赶上来再说。
　　现在，基层选举确实出现了贿选等现象，个别人又搬出了素质那一套，甚至认为在基层搞民主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应该把权力重新划归党支部。这种说法是历史的大反动，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前面我们说了，党内民主在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等方面做得比较好，授权民主方面要差一些；在基层，情况刚好反过来了，授权民主做得比较好，后面的决策、执行和民主监督则没有跟上。这样一来，只要想方设法获得了权力，黑箱操作的空间就很大，有了千万种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此很多人把基层选举看成是投资回报的关系。
　　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地方干脆就不选了，走回头路，这是不对的。根本问题在于要对选出来的权力进行规范，加强执行、监督层面的建设，在农村设立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等等，重大事项由他们讨论决定，提高腐败的成本，让那些投资权力的人赚不回来，贿选自然就得到了遏制。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民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不到迫不得已，不到难以为继，人们是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改变的，请问中国目前已经到了非大力推进民主不可的程度吗？
　　王长江：一个政党的执政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否则难以长期维持，即便你掌握着国家机器，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当然，我们目前的形势还没到那一步，因为3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执政党积累了丰厚的合法性，但我们不能一直吃老本。很多人认为只要经济好，社会稳定，有没有民主无关紧要，问题是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没有曲折，把未来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是很危险的。要解决当前政治发展中一系列棘手问题，非实行民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