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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是《1984》的第一句话。
　　写下这句话时，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一定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将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出版。将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中国人董乐山却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巨大的反响。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的隐喻小说，《1984》于1949年在伦敦出版，1979年在中国以内部资料形式首次刊印。它的翻译者董乐山认为：翻译这本书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对信念的一次坚持，正如他年轻时参加中共地下党运动一般。
　　
　　理想引导全家
　　单纯从家世来看，董乐山无疑具备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充分条件。
　　1924年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产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觉慧；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如果有人硬要从履历寻找什么先兆的话，那就只有他的学历了：圣约翰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对多年后他翻译来自英国的《1984》而言，也许只是个神秘的巧合。
　　1940年，在上海读中学的董乐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沦陷区学校去汪伪政权登记注册并悬挂汪伪国旗发起激烈抗议，因此被开除。他并未气馁，更把弟弟发展为交通员，到民间传播抗日思想。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
　　抗战结束后，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的董乐山等人又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发动工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直到他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被捕，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止。
　　1949来了。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他拒绝了，留在了大陆。他并非职业革命者，但从当时他手不释卷的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来看，至少心向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但董乐山并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有心思翻译。他正忙着引导全家，投入对这个新政权的服务中。
　　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到北京：“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兰向来都为这个额头宽宽戴副眼镜、一身书生气的三哥对她的关爱，而感觉自豪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