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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之后，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空降过来的吴学谦成为新中国第六任外长。
　　吴学谦，江苏嘉定人（1958年后嘉定改属上海），1921年生，1948年成为地下党上海市委成员；建国后先在团中央工作了9年，后任职于中联部，长期与西亚和非洲未建交国家打交道；“文革”时受冲击，1982年4月转至外交部任副部长，仅仅7个月后就取黄华而代之。
　　吴学谦上台时的中国已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也要为经济工作服务。吴一上台，中国便批准了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的申请报告。在政治领域，吴主要负责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英香港谈判，后来还兼对台工作。对苏关系由于党内意见不统一，中方步子不敢迈得太大，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3年内相继去世，也使得谈判难以连贯，一直拖拉着；香港谈判倒是比较顺利，吴外长和英国外相关系也不错。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党总书记职务，作为老部下的吴学谦亦受到牵连，但安然过关，至1988年更担任李鹏手下主管外交的副总理。
　　或许是青年时代长期从事反国民党学生运动的缘故，吴的气质更像一个学生干部，官场纠葛甚少，是个纯粹的职业外交官僚。他好读书，性格严谨，做事踏实，甚至有些刻板。譬如外交部在他任内才允许外事人员出国带家属，但他本人却从来不带；外交官外访时抽空游山玩水本是常事，唯独吴不好此道。吴最大的优点在于勤勉肯干，但1988年底，他因健康问题被免去外长职务，由副部长钱其琛接手。
　　钱其琛，江苏嘉定人，1928年生于学术世家，14岁入党，从事学运工作，但未读过大学。建国头几年，他供职于团机关，1954年派往苏联中央团校，毕业后在驻苏使馆工作，1963年回国到高教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担当留学生工作；“文革”时受冲击，被下放；1972年恢复工作后，重新派驻莫斯科任使馆参赞；1974年升任驻几内亚大使，1976年回国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82年任副部长，年仅54岁，这端赖胡耀邦倡导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新风所赐。
　　钱其琛从进入外交系统那天起就与俄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1950年代留学正逢中苏蜜月期，1960年代回国正值翻脸，1970年代受冲击也与留苏不无关系，1980年代中苏关系缓解，钱其琛迎来了外交生涯的第二春。自1982年起，他就在谈判桌上与苏联人就消除“三大障碍”软磨硬泡，但直到立场温和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事情才出现转机。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可是苏联的路也快到尽头了。
　　1989年于中国和全球局势都是一个大变之年。对中国而言，由于遭受西方制裁，关贸总协定谈判被迫中止。而在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亦动荡不安，前景不妙。东欧剧变后，1989年底美苏马耳他峰会明确宣布结束冷战。钱其琛上台仅一年，就面临立国40年未遇之大变局。当时邓小平提出了28字方针，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钱而言，如何适应后冷战时代的新环境和应付中美苏力量平衡打破后的短期副作用，乃是中国外交的远近期目标。
　　该方针在钱任内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若非原则问题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底线；与俄、欧、日深化关系，以多元外交分散风险的中程目标；与世界接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长远任务。以此观之，除了1996年台海危机外，中国都极力避免和美国正面冲突。在多元外交方面，钱其琛虽非第一人，但今天中国外交的大势却肇基于其任内。譬如1989年，他就借赴日参加昭和天皇葬礼之机与东南亚第一大国印尼交涉，结束了双方自1965年以来的敌对状态。1991年，钱其琛出访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时提出“三超越”原则，即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三原则虽较理想化，但符合冷战结束初期的国际气候。而在国际化方面，钱参加的各类区域及国际政经会议就很多，入世谈判也在他任内获得根本性突破。
　　值得一提的还有吴学谦设想、而由钱一手创建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制度是外交部自身与世界接轨的表现。在硬实力不如人，缺少话语权的前提下，发言人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张软王牌，于中国外交突出重围功不可没。
　　吴、钱二人生于1920年代，建国时恰逢青春，故接受过较系统的外交培训，是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僚的杰出代表。这批职业外交官的冒头，标志着粗放型的中国外交开始转向细化。同时，转型客观上又是受冷战结束大气候的威压所致。正由于两者的契合，才有了1990年代稳中求升的外交新局面。
　　
　　有所侧重的倾斜外交
　　 钱其琛于1998年3月卸任，接任的是唐家璇。
　　与其他外长皆擅一门西方语言不同，1938年出生的唐家璇虽然也学过英语，但却是靠日语专业吃饭。这个江苏镇江人的工作履历较为简单，从在广电系统担任翻译到调入外交部，再到外派，一直担任涉日事务。不过，这按部就班、波澜不惊的仕途在1991年起了深刻变化。在日军遗留化武伤人事件中唐家璇的强硬表现博得高层赞赏，同年被破格调回外交部担任部长助理，历任副部长、部党委书记，直至成为部长。
　　唐的上位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冷战的结束对中国外交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中美关系恶化，就连1990年代前期还不错的中日关系也因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出现裂痕。而美日同盟不仅未因冷战结束而解除，反倒重新强化。这无疑令中国感到不安。另外，因台海危机而激化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决策造成的舆论压力也不容忽视。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大致分两条主线：继续对美缓和；开始对日强硬。是高层选择了唐来贯彻实施该策略，而非唐的上位促成了对日强硬。除了唐，好几位外交实权人物如武大伟、王毅都是涉日背景。
　　由于权宜性太强，又只看到了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却忽略了中日自身的变化，这样的倾斜策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1998年11月中日关系转冷。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也未因缓和策略取得进展，相反还发生1999年驻南斯拉夫使馆被“误炸”事件。2001年，新保守主义的布什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而更强硬的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缓美迫日的策略显然难以为继，2001年由此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转型之年。当年9·11事件爆发，中国在第一时间发电慰问，并表示将协助美国反恐，从而取得美国的初步认同。而2002年起恶化的朝核问题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通过9·11和朝核问题，中方深刻认识到汗水比口水值钱，语言解释远不如实务合作来得有效。2003年，中国正式介入朝核问题，之前又恰逢党十六大和两会换届，唐家璇的外长职务随之解除，升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总的来说，唐家璇是10位外长中性格最不显山露水，同时最不好评价的一位。外界对他的印象除了四平八稳的作派和内敛阴柔的作风外大致无他。而无论职业表现还是公开言论，看上去都不很像一位外交官，反倒更像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唐家璇之后，接任的是李肇星。
　　李肇星，1940年生于山东青岛的农民家庭，北大毕业后经短暂进修调入外交系统。在他的职业道路上有两位引路人：岳父秦力真和恩师钱其琛。就影响的深远程度而言，钱的作用更大一些。1970年代，李在肯尼亚大使馆工作了7年，后调回新闻司干了5年，接着又外派莱索托两年；1985年至1990年担任新闻司副司长和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是由他担任翻译；其后任部长助理，1993年出任驻联合国大使，1995年回国任副部长；1998年出任驻美大使，2001年再回国任副部长。在唐家璇外长任内，让接班呼声甚高的李派驻华盛顿一段时间，也是决策层外交战略调整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