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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天清晨，你一睁眼，突觉咽喉疼痛，头昏脑热。一测体温，果然在低烧。可你并不怎么担心。公寓的对面就是私人诊所，公司附近也有公立综合医院，视工作的情况，只要在自己合适的时间随便去哪一家，都可以得到医生的诊疗。然后遵医嘱，去药房开些药物，基本上就没事了。而诊疗费、药费的个人负担额度，也就是千把日元（约合人民币680元）上下。即使发现了什么重大疾患，医师会马上出具介绍函，保证你在最短的时间能去最权威的专科大医院就诊，断无延时误诊之虞。只要本人提出希望、要求，无论是谁，都可以以非常少的个人负担额，享受到技术精湛且彬彬有礼的医疗服务……如此“和谐”的画面，是2005年之前日本医疗现场的风景。
　　但从2006年起，对医师的“强制性过劳”导致医生大量流失、患者个人负担额倍增、医疗设施锐减等问题日益凸显，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受用方之间各种矛盾开始表面化，“和谐”不再，江河日下，“医疗崩溃”成为噩梦般的现实及大众传媒长久的选题。随着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化问题的深化，日本正迎来一个“超医疗格差”社会：据社会学统计，到2020年，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将面临实质性崩盘。届时，一部分支付得起高额诊疗费的患者可以在五星酒店级装修的高档病房中受用世界最高水准的医疗服务；但同时，有至少两成的病患因无力加入民间医疗保险而无法享受哪怕是低级的医疗服务，即使罹患诸如痢疾、贫血或肠炎等普通疾病，也很可能会被夺去生命。
　　日本早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初的1961年，便实现了全民覆盖的普遍健康保险制度，2000年又实施了旨在应对老龄少子化社会问题的国民看护保险制度，加上发达的医学教育和高度的医疗技术，其国民长期以来一直享受以普遍医保为依托的廉价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平均寿命最长、婴儿死亡率最低的持久纪录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即使在OECD国家中，日本也是不折不扣的“优等生”。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优等生”正面临空前严峻的试练。问题还不是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这次连能否“毕业”，都很难说。
　　
　　悲剧说明了什么？
　　 据日媒体报道，2008年10月，在人口稠密的首都圈内，一名临产孕妇突然感到头痛。因系即将临盆的孕妇，一般医院拒收。结果在救护车辗转了8家设有妇产科的医院后，孕妇因颅内出血而死亡。
　　另据报道，今年夏天，在东京世田谷区一处富人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刚结束一天工作的48岁的开业医师K，正准备开车回家，遭人以金属棒从背后重击头部，然后被浇汽油焚尸灭迹。K医师系业界声誉卓著的以导管术治疗冠状动脉狭窄症的专家，诊所开业以来，有许多财界名人光顾，进项颇丰，是典型的医界成功人士。从现场遗留的塑制汽油桶上写的“让猪去死”的字迹来看，颇似一起针对“医疗胜组”的恐怖事件。所谓“医疗胜组”，专指那些在“医疗崩溃”时期的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
　　这类恐怖活动的共同特征是，犯罪者各自不同，但主旨相同。去年12月发生于东京最时尚的地界——表参道的一处专门面向医师的超豪华会员制俱乐部的爆炸事件中，4名医师当场死亡，重轻伤17名，舆论大哗。事发后，各大新闻社共收到7份声称对事件负责的声明，共同的诉求是要严惩那些不顾病患之困窘、一味耽于奢侈享乐的“胜组”医师，大有“替天行道”的架势。
　　诸如此类的事件报道，像一个个尖锐的报警信号，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医疗现场荒芜丛生，乃至走向崩溃的现状。伴随医师的锐减和两极分化，以及医疗机构大面积的倒闭、关张，国民从长年以来形成的对医疗服务“质优价廉”的实感的习惯性依赖，一下子坠入“看病难、看病贵”，甚至根本看不了病（不仅价格贵，而且医疗网点锐减，有些小城市甚至完全没有医院）的境地，恍如“冰火两重天”。
　　对此，从政、财两界到传媒、学界，质疑、批判的声浪不绝，且分贝越来越大，但如此状况的酿成绝非一日之寒，由来已久，积重难返。表面上看，自民党政权虽是“始作俑者”，但成因之复杂，既有政治、社会因素，也有国民心理和文化性因素，甚至全球化也难脱干系，问题绝对是结构性的。既如此，问题的解决就绝非一次单纯的“政权更迭”便可“药到病除”，而有赖于一次对医疗体制的大手术，与此相关的国家战略也将面临重新调整——这无疑需要条件和时间。因此，病灶虽然是因自民党而起，但即使民主党政权具备启动深层改革的足够凝聚力和一定条件，且假定改革的大方向和策略也大致正确，从起跑到初见成效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何况，从目前民主党政权打出的政策纲领看，基本还停留在旨在把自民党拉下马的选战阶段，明显缺乏与深层改革配套的具体作战方略。所以，一般来说，日本的医疗“阵痛”应该不太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问题的发生机制
　　 医疗从根本思路及大方向上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类：美国型和欧洲型，或曰预防重视型和治疗重视型，即欧洲重治疗，美国重预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两种倾向并存，但有一个时间差：战前以德国模式为蓝本，重视治疗；战后又导入美国模式，重视预防的倾向也有所抬头。但各国的长期实践表明，终极的预防基本上是“理想论”，有效、靠谱的方式还得回到治疗。因此，美国模式被认为是失败的，这也是导致其医疗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从2008年4月起，全国对40岁至74岁的中老年人实施特定人群普遍义务性“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体检，旨在预防“南瓜形”（被认为是易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体形）人群及其常见的“生活习惯病”的蔓延。但结果表明，40岁以上男性半数为“南瓜形”，实可谓“防不胜防”。除了吸烟率的降低等极个别伴有配套法律（如公共场所禁烟等）的领域外，预防为主的思路被认为收效甚微，乏善可陈。进而，随着美国医疗问题的“触底”，对美国模式的追随，也被证明是一场政策性失败。而从根源上说，所谓“轻治疗、重预防”的政策倾向，不仅是医疗问题整体思路上的分野，其实原本就包含为削减医疗费而背书的成分。
　　因此，要想探寻日本“医疗崩溃”的起因，需追溯医疗费削减的政策方向选择的源头，而这要从中曾根政权说起。
　　从单纯的医疗技术层面来说，因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之相伴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医疗需求（或者说主要矛盾）。1970年代之前，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最普遍的医疗需求是感染症，被某种或几种病菌（毒）感染，只需对症下药服用抗生素，便可痊愈。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发生变化，糖尿病、心血管病等被称为“富裕病”、“生活习惯病”的病症开始在人群中蔓延，从而导致医疗需求形式的变化，譬如心脏病、癌症等慢性病症逐渐从统计数据上取代了过去的感染症。不用说，医疗费也随之膨胀。这种状况，引发了掌管国家预算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担忧。于是，才有所谓关于削减医疗费的政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