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职业游客”(徐霞客)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但旅游业的发展在中国还没有超过30年。官方第一次决心在这一领域内进行市场经济实践,是在1982年,那时他们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更名为国家旅游局,接着又颁布了第一部旅游产业行政法规。
经济的改革开放,使一批普通人获得机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维活跃、能言善辩、以贩卖创意为业。目前他们已经渗透市场的每个角落。
经济的改革开放,使一批普通人获得机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维活跃、能言善辩、以贩卖创意为业。目前他们已经渗透市场的每个角落。
旅游为人民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1-14
浏览:1601
虽然中国的“职业游客”(徐霞客)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但旅游业的发展在中国还没有超过30年。官方第一次决心在这一领域内进行市场经济实践,是在1982年,那时他们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更名为国家旅游局,接着又颁布了第一部旅游产业行政法规。
经济的改革开放,使一批普通人获得机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维活跃、能言善辩、以贩卖创意为业。目前他们已经渗透市场的每个角落。旅游业近年创下数万亿元产值,与那些制造吸引力的职业策划者不无关系。他们深入民间寻找各种题材,通过由内而外一番提炼,就可以将之转化成挣钱的项目或商品出售。
李庚的工作大致如此。
30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建筑工人,现在已成为旅游创意圈内的腕级人物。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顶峰的作品,是修复和开发了那段废弃在古北口荒野上长达5.4公里的司马台长城,使它有机会向公众开放并赚入大把利润。司马台长城因其原真性的工艺文物和历史沧桑概念成为长城之最。
在今天,一个为地方政府和投资商盈利的需要而大肆炒作概念的旅游创意人,与那些竭尽全力帮助房地产商卖楼吆喝的营销顾问到底有何差别?两者的社会性是否毫无二致?
黄昏时分,在华侨大厦的大堂内,李庚滚圆的身板上罩着一件黑红色绸质面料制成的中式外衣,排扣敞开,露出一件同样款式的米白色绸衫,他颔带及胸的胡须,准备于翌日在这里接受颁给他的一项业界荣誉。
“30年前,20年前,我没有梦想到自己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我们是市场与文化共生的精灵,”李庚说,“我们不是书呆子,是把书活化的人,能够变成钱,变成政绩,变成一个地区发展的要素,这是我觉得很自豪的。”
票友
李庚眼下已经“做”了五段长城。最早做的那段司马台长城是在1984年,当时他正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示要求北京市通过对东京和北京的服务业比较研究拿出发展对策。这一指令经过层层批转最后落入对第三产业有所研究的李庚手里。
198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北京同样闭塞。就服务业领域而言,政府手里有钱却找不到好项目投入。当时还是归于外事口的旅游事业,看起来算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发展途径。李庚最后交了这份“对策卷”。
“搞东京的课题研究,最大挑战是我们没法和他们比较。他们有歌舞伎厅,那时这是很敏感的,一说歌舞伎,大家就觉得是妓女。领导一听,以为是红灯区。但是长城、十三陵没有问题吧?我记着邓大人的话:‘不争论’,你争论这事根本就做不了。我注重了国际的接受程度和国家的接受程度,要少干瞎事。”
这件事情最终得到国务院领导认可。此后,李庚受命带队对北京地区的文物名胜进行系统普查。那时候,中国依然走在工业化探索阶段,李庚在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可以走“旅游救国”路线。
“当时认为可以不要文化不要生态,就要搞工业。你不能让人民群众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20年前就要让他们脱贫。活路是什么?旅游!旅游立国救国,这是我们的优势。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文化多样,这些在旅游上都有用。不发达地区只有在什么时候才是领先的?只有当它在搞旅游的时候。少数民族有什么啊?落后地区有什么啊?搞旅游他们就有吸引力。”
李庚脱掉外衣,把它搁到床上。那件宽绰的米色绸衫在他身上滑来滑去。他将半截身子仰躺在深深的沙发里,翘着二郎腿,一双棕色的牛皮鞋在台灯下显出崭新的质地。司马台长城的那段尝试真是让他很满足。
“遇到的困难太多了,我怎么懂得城砖呢?我怎么能懂得灰缝儿呢?怎么知道糯米浆和白灰勾兑的那种比例呢?怎么让东西整新如残呢?怎么给它抹青苔呢?3年以后,这些砖就和3000年至少300年的老砖是一样的。烧出来的砖至少要300年才长青苔。”
司马台修建于明洪武年间。直到现在,有人还认为它只是一段野长城。在没有开发的时候,附近的村民每逢修建猪圈,常会上山去刨长城砖作材料。其中通常又是一些带字儿的好砖。
“死保,什么都不许动,最后就是保死。长城虽是古董,不可以搁在玻璃罩里。它是大地的,老百姓天天拆它,风雨雷电侵蚀它。所以要活保。文物价值高、很危险、很敏感的核心地方不动,有意识连路都不修。边缘地带是可以搞旅游的。有了钱才能维修它。
“还有群众的利益,凡是有长城的地方,都是穷人呆的地方。在他们眼里,长城的价值就是那几块能搬下来盖猪圈的砖。平遥也是,你让他保护老房子,他偷偷锯断让它倒塌,他恨这个东西。怎么办?治愚先治穷,要让他们脱贫致富,让他们甘心情愿把它当命根子、金饭碗来保护。有了旅游,让他就业、有收入。修好长城一段,带动脱贫一线。你看谁现在拆城墙老百姓先跟谁急。”
司马台时代还是他的“票友”客串的时代,这件事情树立了他当时在旅游界的“名票”称号。后来他下了海,参与组建首旅集团,成为一名专业研究员。尽管目前中国的旅游院校和研究机构相继涌现,但还没有多少人了解旅游研究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中央这次最大的贡献,就是采取了启动内需。一个是旅游,一个是长假,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制度安排。”旅游业能够进入国民经济统计类目和中央政府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他力倡的事项,也是他的老师、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尚清当年的安排。
“有些专家说没有这么多需求;又说大家出门旅游都是受罪,这是虚伪的。你个人有机会出去开会什么的,你忽略了人民群众需要有一个节假时间。没有了节假,首先是对人权的剥夺,对一般公民权利的剥夺。这些年为什么旅游这么旺?压抑不住啊。村长都懂得搞旅游了。旅游资源吸引力的概念,他们认识到了。原来几间破房一个破庙一个烂山沟儿,现在都有吸引力了,泉水空气都有吸引力了,这实际上给了普通人发展机会,给了落后地区发展机会。”
生意经
进入宴会厅的路上,他不断碰到熟人,握手,寒暄,有时还会咬上几句耳朵。入席之后,见到另一些熟人经过,还要站起来,或者举手招呼一声。在座的绝大部分是旅游界的官员或前官员。李庚这次已被评为建国60年中国旅游文化杰出人物。但这只是民间自发评选,他对此不能释怀。
“这种活动本来应该由国家旅游局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出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应该进行评价和总结。但他们都是官员,缺少这种训练,忽略了思想创造的过程,眼光看不太远。”
开席不久,有人给他送来了两盒酒。他从盒子里取出一段竹筒,那是从蜀南竹海成年竹林里截伐下来的。3个月前它们还好好地生长在竹林里,但竹节内被注入了大量的白酒。现在这段竹筒的两个竹节还是完整无损,里面存有即将开启的美酒。
经济的改革开放,使一批普通人获得机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维活跃、能言善辩、以贩卖创意为业。目前他们已经渗透市场的每个角落。旅游业近年创下数万亿元产值,与那些制造吸引力的职业策划者不无关系。他们深入民间寻找各种题材,通过由内而外一番提炼,就可以将之转化成挣钱的项目或商品出售。
李庚的工作大致如此。
30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建筑工人,现在已成为旅游创意圈内的腕级人物。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顶峰的作品,是修复和开发了那段废弃在古北口荒野上长达5.4公里的司马台长城,使它有机会向公众开放并赚入大把利润。司马台长城因其原真性的工艺文物和历史沧桑概念成为长城之最。
在今天,一个为地方政府和投资商盈利的需要而大肆炒作概念的旅游创意人,与那些竭尽全力帮助房地产商卖楼吆喝的营销顾问到底有何差别?两者的社会性是否毫无二致?
黄昏时分,在华侨大厦的大堂内,李庚滚圆的身板上罩着一件黑红色绸质面料制成的中式外衣,排扣敞开,露出一件同样款式的米白色绸衫,他颔带及胸的胡须,准备于翌日在这里接受颁给他的一项业界荣誉。
“30年前,20年前,我没有梦想到自己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我们是市场与文化共生的精灵,”李庚说,“我们不是书呆子,是把书活化的人,能够变成钱,变成政绩,变成一个地区发展的要素,这是我觉得很自豪的。”
票友
李庚眼下已经“做”了五段长城。最早做的那段司马台长城是在1984年,当时他正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示要求北京市通过对东京和北京的服务业比较研究拿出发展对策。这一指令经过层层批转最后落入对第三产业有所研究的李庚手里。
198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北京同样闭塞。就服务业领域而言,政府手里有钱却找不到好项目投入。当时还是归于外事口的旅游事业,看起来算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发展途径。李庚最后交了这份“对策卷”。
“搞东京的课题研究,最大挑战是我们没法和他们比较。他们有歌舞伎厅,那时这是很敏感的,一说歌舞伎,大家就觉得是妓女。领导一听,以为是红灯区。但是长城、十三陵没有问题吧?我记着邓大人的话:‘不争论’,你争论这事根本就做不了。我注重了国际的接受程度和国家的接受程度,要少干瞎事。”
这件事情最终得到国务院领导认可。此后,李庚受命带队对北京地区的文物名胜进行系统普查。那时候,中国依然走在工业化探索阶段,李庚在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可以走“旅游救国”路线。
“当时认为可以不要文化不要生态,就要搞工业。你不能让人民群众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20年前就要让他们脱贫。活路是什么?旅游!旅游立国救国,这是我们的优势。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文化多样,这些在旅游上都有用。不发达地区只有在什么时候才是领先的?只有当它在搞旅游的时候。少数民族有什么啊?落后地区有什么啊?搞旅游他们就有吸引力。”
李庚脱掉外衣,把它搁到床上。那件宽绰的米色绸衫在他身上滑来滑去。他将半截身子仰躺在深深的沙发里,翘着二郎腿,一双棕色的牛皮鞋在台灯下显出崭新的质地。司马台长城的那段尝试真是让他很满足。
“遇到的困难太多了,我怎么懂得城砖呢?我怎么能懂得灰缝儿呢?怎么知道糯米浆和白灰勾兑的那种比例呢?怎么让东西整新如残呢?怎么给它抹青苔呢?3年以后,这些砖就和3000年至少300年的老砖是一样的。烧出来的砖至少要300年才长青苔。”
司马台修建于明洪武年间。直到现在,有人还认为它只是一段野长城。在没有开发的时候,附近的村民每逢修建猪圈,常会上山去刨长城砖作材料。其中通常又是一些带字儿的好砖。
“死保,什么都不许动,最后就是保死。长城虽是古董,不可以搁在玻璃罩里。它是大地的,老百姓天天拆它,风雨雷电侵蚀它。所以要活保。文物价值高、很危险、很敏感的核心地方不动,有意识连路都不修。边缘地带是可以搞旅游的。有了钱才能维修它。
“还有群众的利益,凡是有长城的地方,都是穷人呆的地方。在他们眼里,长城的价值就是那几块能搬下来盖猪圈的砖。平遥也是,你让他保护老房子,他偷偷锯断让它倒塌,他恨这个东西。怎么办?治愚先治穷,要让他们脱贫致富,让他们甘心情愿把它当命根子、金饭碗来保护。有了旅游,让他就业、有收入。修好长城一段,带动脱贫一线。你看谁现在拆城墙老百姓先跟谁急。”
司马台时代还是他的“票友”客串的时代,这件事情树立了他当时在旅游界的“名票”称号。后来他下了海,参与组建首旅集团,成为一名专业研究员。尽管目前中国的旅游院校和研究机构相继涌现,但还没有多少人了解旅游研究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中央这次最大的贡献,就是采取了启动内需。一个是旅游,一个是长假,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制度安排。”旅游业能够进入国民经济统计类目和中央政府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他力倡的事项,也是他的老师、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尚清当年的安排。
“有些专家说没有这么多需求;又说大家出门旅游都是受罪,这是虚伪的。你个人有机会出去开会什么的,你忽略了人民群众需要有一个节假时间。没有了节假,首先是对人权的剥夺,对一般公民权利的剥夺。这些年为什么旅游这么旺?压抑不住啊。村长都懂得搞旅游了。旅游资源吸引力的概念,他们认识到了。原来几间破房一个破庙一个烂山沟儿,现在都有吸引力了,泉水空气都有吸引力了,这实际上给了普通人发展机会,给了落后地区发展机会。”
生意经
进入宴会厅的路上,他不断碰到熟人,握手,寒暄,有时还会咬上几句耳朵。入席之后,见到另一些熟人经过,还要站起来,或者举手招呼一声。在座的绝大部分是旅游界的官员或前官员。李庚这次已被评为建国60年中国旅游文化杰出人物。但这只是民间自发评选,他对此不能释怀。
“这种活动本来应该由国家旅游局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出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应该进行评价和总结。但他们都是官员,缺少这种训练,忽略了思想创造的过程,眼光看不太远。”
开席不久,有人给他送来了两盒酒。他从盒子里取出一段竹筒,那是从蜀南竹海成年竹林里截伐下来的。3个月前它们还好好地生长在竹林里,但竹节内被注入了大量的白酒。现在这段竹筒的两个竹节还是完整无损,里面存有即将开启的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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