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光荣与险阻
作者:笑 蜀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1-21
浏览:3945
但凡公共辩论没有广泛展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总体智力水准肯定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在我们中国表现非常明显,表现在官方就是拍脑袋决策,不需要辩论。表现在民间,可以去看网络上排山倒海的那种吵嚷。辩论的功能主要是训练人的思维、人的智力,我们没有辩论的训练,总体智力水准能高到哪去?
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笔者希望它能够逐步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底线共识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但民主、理性、科学的决策需要一个前提。为什么官员总是拍脑袋?他不能不拍脑袋,他不拍脑袋也没办法。因为不存在一个底线共识。
公共政策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企业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产力是标准,美国为什么能在高科技领域无敌于世界?因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标准,我们中国为什么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为别人打工?因为我们不掌握标准。在经济领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的背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标准,也就是标准的标准,来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这个标准的标准就是底线共识。公共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辩论就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市场化媒体客观上就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公共政策乃至我们的法律法规,很多是不合理的。在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前,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不合理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个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是钉子户事件,改变了整个《拆迁补偿条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迁补偿标准。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中国社会原来没什么公共空间可言,没什么公共讨论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来公共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后,公共空间从权力的缝隙当中钻了出来,仿佛精灵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一样,越来越不可阻挡。
市场化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2007年,这10多年是市场化媒体高歌行进的10多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快速成长、快速壮大的10多年。
新国家主义?
笔者为什么要划到2007年为止呢?因为进入2008年之后,形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08年是市场化媒体比较困难的一年,这种比较困难的局面可能会常态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新国家主义。这个新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清楚,就是国进民退。现在重要产业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是我的,金字塔的中端、下端可以放开。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润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润越低。也就是说,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资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辅助性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没有这个力量做,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这个东西我就让给你们去做,让你们来给我配套,你们做我的辅助力量,实际上是你们为我打工。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体制,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的市场化准确地说,只是下半身的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然是计划体制。
这种计划体制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最小的成本操纵全局。因为你在中端,因为你在低端,因为你仰仗我上端的战略布局、上端的准入限制、上端的资源供给,那么我再怎么向你开放,孙猴子也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本质上仍然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新的鸟笼主义。只不过鸟儿飞的空间比原来的空间大得多,但是空间再怎么大,仍然没有回到天空中,仍然是笼中之鸟。
这是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这种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必然要影响到媒体。因为媒体的例外可能对这个经济金字塔形成冲击,形成挑战,形成制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从2008年开始,原来的市场化媒体,就一路遭遇严峻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它好像不是一种过渡状态,好像已经固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长期的历史阶段。因为金字塔上端的某些人,某些寡头集团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被取代,他们要让这个结构永远维持下去。这个结构对他们多好啊,他们现在得到的利益,在计划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无法想象的。而他们现在有力量保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取代,那么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让它固化?
那么谁可能挑战这种结构呢?当然首先是媒体,首先是市场化的媒体。原来社会没有骨头,所以站不起来;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虽然骨头有限,但社会毕竟可以站起来一下,否则根本就站不起来。但如果只有媒体一根骨头,所有肉的压力都压到这根骨头上,当然就会不堪负荷,这种情况下长出其它骨头已经是刻不容缓,靠市场化媒体单兵突进,已经很困难了,已经力不从心。
全中国的公共辩论,只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然后才展开的。接下来,笔者希望它能够逐步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底线共识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但民主、理性、科学的决策需要一个前提。为什么官员总是拍脑袋?他不能不拍脑袋,他不拍脑袋也没办法。因为不存在一个底线共识。
公共政策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做企业的都知道,最尖端的生产力是标准,美国为什么能在高科技领域无敌于世界?因为它掌握了高科技的标准,我们中国为什么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只能为别人打工?因为我们不掌握标准。在经济领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是这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的背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标准,也就是标准的标准,来丈量公共政策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民主、是不是理性,这个标准的标准就是底线共识。公共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公共辩论就为了达成一个底线共识。市场化媒体客观上就起到这个作用,我们的公共政策乃至我们的法律法规,很多是不合理的。在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前,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不合理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有了市场化媒体之后,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个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是钉子户事件,改变了整个《拆迁补偿条例》,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拆迁补偿标准。
通过公共辩论改变规则,这是市场化媒体对于公共进程的第三个贡献。中国社会原来没什么公共空间可言,没什么公共讨论可言,一切操之于我,哪来公共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化媒体崛起之后,公共空间从权力的缝隙当中钻了出来,仿佛精灵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一样,越来越不可阻挡。
市场化媒体对公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2007年,这10多年是市场化媒体高歌行进的10多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快速成长、快速壮大的10多年。
新国家主义?
笔者为什么要划到2007年为止呢?因为进入2008年之后,形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08年是市场化媒体比较困难的一年,这种比较困难的局面可能会常态化、持久化。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新国家主义。这个新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清楚,就是国进民退。现在重要产业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是我的,金字塔的中端、下端可以放开。金字塔越往上,附加值越高,利润越高;金字塔越往下,附加值越低,利润越低。也就是说,我把最大的利抓在手上,要害资源都在我手上了,下面一些辅助性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没有这个力量做,也不想做,附加值太低,太辛苦了,这个东西我就让给你们去做,让你们来给我配套,你们做我的辅助力量,实际上是你们为我打工。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体制,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我们的市场化准确地说,只是下半身的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然是计划体制。
这种计划体制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最小的成本操纵全局。因为你在中端,因为你在低端,因为你仰仗我上端的战略布局、上端的准入限制、上端的资源供给,那么我再怎么向你开放,孙猴子也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本质上仍然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新的鸟笼主义。只不过鸟儿飞的空间比原来的空间大得多,但是空间再怎么大,仍然没有回到天空中,仍然是笼中之鸟。
这是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这种经济上的新国家主义必然要影响到媒体。因为媒体的例外可能对这个经济金字塔形成冲击,形成挑战,形成制约,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从2008年开始,原来的市场化媒体,就一路遭遇严峻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它好像不是一种过渡状态,好像已经固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长期的历史阶段。因为金字塔上端的某些人,某些寡头集团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他们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改变,不可能让这种社会结构被取代,他们要让这个结构永远维持下去。这个结构对他们多好啊,他们现在得到的利益,在计划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也是无法想象的。而他们现在有力量保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取代,那么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让它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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