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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两部电影《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令人对梵蒂冈产生了兴趣。其实，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惊心动魄，无须追溯太远，即便对二战期间梵蒂冈的角色——面对纳粹这个现世魔王，面对苏维埃这一地上天国的建设者，在云谲波诡的大国博弈中，在炮火与谍战的间歇，教廷的乱世抉择就一直惹得世人争议——
　　当纳粹肆虐之际，梵蒂冈没有提出强烈抗议，对德国的灭犹屠杀没有发出最严正的谴责，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还与其建交……这些都是人们对其不满、失望，甚至激烈抨击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仅以对犹太人的态度为例，人们有理由相信，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世通过貌似中立的暧昧立场，以巨大的内心煎熬换得了行动空间，选择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直接、间接挽救了86万犹太人的生命。
　　以往国内政治挂帅的 “研究”，大体拷贝了前苏联的“成果”，将梵蒂冈放在对立面上贬损得一无是处。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学者段琦的新作《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却“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梵蒂冈的所作所为有着双重性”。
　　其实，中国在二战前后与梵蒂冈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今天，苏维埃已经解体下场，人们也该找回独立思考的权利了。该书作为国内该领域首部系统的研究，终于表现出基本的学术诚实。
　　苏联建国后，从无神论立场出发，将宗教与酗酒、毒品视为一类，对神职人员进行宣传丑化、征收财产，直至肉体消灭。1921年苏联大饥荒，梵蒂冈组织数千万吨食品、衣物前去赈灾，苏联报纸只字不提，反而连篇累牍报道布尔什维克救灾如何有力。最终在经济稍有好转的时候，没收了梵蒂冈的所有救灾物资，令其两周内离境。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感到必能战胜伦敦的资本主义，但罗马（梵蒂冈所在地）将被证明是一个更难对付的问题。”
　　而梵蒂冈方面，一向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看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注重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并不企图改造人的精神。二战前他们之所以对纳粹态度温柔，除了与英法一样希望以退让换和平，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纳粹虽坏，却还不至于像苏联那样要“把神父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