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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60周年，老报人周瑞金秉笔直书，一篇2万字的《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公开发表后，引发广泛关注。周瑞金大胆直白地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上海一位高层领导看到文章后对他说，与其让体制外人士说三道四，不如让体制内“奏折派”进箴言。周瑞金自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这回，他的“盛世箴言”包含不少敏感危殆之言，确实又一次语出惊人。
　　11月10日，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周瑞金。
　　“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
　　《南风窗》：在文章中，您谈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倒行趋势，即“国进民退”，其实这个话题媒体都在谈，您为什么还愿意谈？它会带来哪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周瑞金：“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改革的倒退，在31年改革当中这是很值得警惕的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是让出一定空间，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要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而有竞争性的让民营企业进来。10年前，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规定很明确，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并不是国有企业占的量扩大，而是量在缩小，但重要力量、控制力量、影响力量要增大。公有制的形式并非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占有量来体现，可以用股份制的形式，在公有控股的情况下，让民营企业也参加股份。
　　当时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国退民进”，大大推进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让出了竞争性领域，使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吴敬琏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总结60年的改革成果。他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因为没有涉及体制实质性的东西。改革开放后，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3年后，当国有经济改革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了。接着，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2004年又发生一场市场化改革大方向是否正确的大争论。从这以后，我们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行政对资源的配置，社会上出现了“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现象，大大压缩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尽管2005年出台了“非公36条”，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可以看到我们到底要不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这是根本问题。其实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很大，70%的就业是民营企业吸纳的，特别是科技创新，85%以上是靠民营企业支撑的。可以说民营经济的衰落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倒退，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要反复强调。
　　而且“国进民退”和特殊利益集团又连在一起，带来了新问题。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更接近于公权力，一些国有企业中的经济精英和政府的公权力精英相互勾结合谋，与民争利，这就产生了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强化国有垄断，官僚资本就更容易形成，就更容易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对我们来讲太危险了，经济体制能不能沿着原来的初衷，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方向前进，这很重要。
　　《南风窗》：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是不同的。
　　周瑞金：对，在市场经济中，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不奇怪。利益集团如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创造社会财富有推动作用，那是积极的。但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将社会财富占为私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破坏社会公正。前几年媒体揭露的“鲁能收购事件”，就是个别人企图鲸吞国有资产，后来由于中央领导人介入，阻止了这桩恶性收购，这是公权力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成功一例。
　　《南风窗》：您刚刚提到“国进民退”跟“特殊利益集团”是有关联的，前者是在后者的推动下高歌行进的，后者则是分享前者的成果。怎么来解决这种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的局面？
　　周瑞金：这实际上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北京有位改革开放的老理论家，看到我的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我提出“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很及时很重要。他认为我国封建主义影响很深，封建特权思想的毒害很大，他说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封建特权的残存表现。
　　我非常赞同这位老理论家的分析。公权力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渗透到经济里面去，但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的公权力很多却变成了特权。这是我们体制上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之道，归根结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公权力和资本权力才能分割，才能斩断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才能避免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急不得的，要逐步推进，包括司法公正、党和政府“裁判员中立立场”、培育新社会组织等。
　　《南风窗》：您提到特殊利益集团不仅盘踞瓜分国家的资源，更为严重的是它渗透到政法系统，并寻找政治代言人，“绑架”了一些政府官员，您怎么看待这种危险的迹象？
　　周瑞金：司法本来是社会良心，但这些年看来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却下降了。发达国家的腐败大都出在公权力领域，而我们渗透到政法系统。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美国200多年来只有40多名法官犯案，新加坡则没有。而我国这几年司法腐败已经出现了多少？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都出问题，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另外我们的腐败还蔓延到舆论领域，这两大社会良心腐败了，那就比公权力领域的腐败更严重，更危险了。
　　所以要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包含司法体制的改革，还有新闻体制的改革，要重新发挥它们的社会良心和社会公器的作用，从法律和舆论两个方面来监督政府。这是应有的执政观念，执政党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两个监督搞好了，政府的公权力腐败就少了。
　　《南风窗》：重庆打黑事件，显然为党和政府加了分。
　　周瑞金：重庆打黑，这也是一种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表现。黑社会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打黑”打的不完全是黑社会。对于黑社会，发达国家是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如果单靠一个人的“铁腕”来治理，手段强硬了就治理得好，不强硬了就不行。黑社会确实不止重庆有，沿海等地方也有，谁来打？在重庆“打黑”，但在其他地方，黑社会是不是照样存在活跃？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没有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单靠个人魅力来打黑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