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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裔史学界，唐德刚先生也许不能算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但绝对是最具有独特性的学者之一。他的主要成就是《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胡适杂忆》等著作，以及一系列史料价值极高的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顾维钧回忆录》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德刚的去世标志着一个传统的逐渐消逝，这个传统，用学者王晓渔的话来说，就是说书人的传统，或者说把历史当作故事来讲述的传统。传统史学虽然到了近代被诟病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但不得不承认其叙述的方式确实更加容易让历史进入民间，这种史学核心的特征就是在故事的展开之中，展现人性在政治场景中的五彩斑斓，它既能入乎其内，把现场感塑造得栩栩如生，同时又能出乎其外，对于人物品性与事件得失进行臧否。或许可以说，唐先生继承的就是这种史学的精神。
　　
　　性情史学
　　《袁氏当国》一书中写袁世凯如何一步步在两个月之内兵不血刃地将两千年的帝制换成共和政体，以及如何陷溺在洪宪皇帝的迷梦之中而登上洪宪不归路，就特别生动地体现了唐先生的“讲故事”的能力。
　　就后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而言，这里既有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从“法理”出发的辩护，也有筹安会六君子的推波助澜，更有其野心儿子袁克定的偷梁换柱，伪造日本人控制的《顺天时报》，骗说日本人也赞成袁世凯做皇帝。这么复杂而诡谲的一件事情，到了唐德刚的史笔之下，就如抽丝剥茧一般，层层褪去其表象，而裸露其内在的肌理。
　　今人惯用袁世凯违背民意而自取灭亡来解释此事，可依唐德刚先生的考究，其实当时袁世凯称帝的民意基础似乎还超过了共和体制的社会支持程度。民间团体纷纷“劝进”，各种公民请愿团组织，如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纷然杂陈，一致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
　　清帝国一夜之间崩塌，是因为失去了民意，人心思变，而草创的民国乱象纷呈，政治不上正轨，军阀倾轧，道德衰败，社会失序，民众心灵更是茫然无所依归，这时从晚清开始的对“新的崇拜”似乎遭遇重大挫折，人心又开始思变，既然新不如旧，不如直接回到旧体制。李宗仁在接受唐先生采访时也回忆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无，全国上下但觉一片混乱败坏。唐先生的历史之所以好玩，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就在于他把历史变动之际的含混、暧昧与牵缠等面相，丝丝入扣地揭示出来。
　　正如史家杨国强先生所说，历史从来不是一目了然的，它往往裹杂着血泪、无奈、悲戚、肮脏等各种元素，尤其是所谓历史的进步，往往是以一个巨大群体的生计为代价的。王汎森先生也曾经谈过类似的看法，意思是当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总轻易地把历史当作透明的存在，其实这是一种后见之明的错觉。唐德刚所描述的民初政治光谱包含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杨度等各色人物，他们的政治活动、政治心态与政治得失都是相当复杂的议题。唐先生对于他们的品评很精彩，但似乎精微不够。
　　今天的史学强调的是学术规范，这种学术规范往往是以压制学术自由为前提，因此最后常常炮制出一大堆合乎规范的学术垃圾，既没有灵性，也没有史识。若以今天大陆史学的学术规范来看唐先生的著作，几乎没有合乎学术规范的著作。因为他的史学书写太跳跃了，常常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别开生面，谈笑风生，感觉不是在进行严谨的历史写作，而是在跟三两知己围炉夜话。可以说，唐先生的史学是“性情史学”，读史若晤其人，而如今大多数的史学是没有灵魂的史学，是“作者死亡”的史学。
　　唐先生曾夫子自道，“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好一个性情史家唐德刚！
　　
　　口述历史
　　对于唐先生的史学贡献，史学界的共识是其对于口述历史的推动。这些年大陆出版界出现了很多的回忆录、口述历史，我们似乎都可以从唐先生开创的这个新传统之中来理解。
　　唐先生推动了对于民国大佬的口述历史进程，其朋友郭廷以先生在台湾更是主持了一系列口述历史，比如《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高宗武回忆录》等。回忆录、口述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既提供新的史料，尤其是口述者亲历历史现场，往往能够把一些细节与情境性的元素重建出来，同时口述历史、回忆录在追求自由表述真相的同时，也就无形中将教条化的历史教学镶嵌在国人脑海之中的“意识形态枷锁”拆掉了。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历史《上学记》风靡一时，就可以看出读者是多么欢迎这种雅俗共赏亲切自然的历史叙述。
　　在《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一文中，唐先生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对胡适的口述历史是如何出炉的：“适之先生是位最欢喜‘摆龙门阵’的人。有酒有客，他的故事便有始无终。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余英时在接受《东方早报》访谈时说：“我特别推崇的是他作的李宗仁口述和张学良口述，其重要之处在于提供了新的史料。关于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亲历的历史，有些我们并不清楚，也不见诸文字记载，这两部口述作了补充和澄清。相反，我认为胡适的口述，其史料价值就降低许多，其中并没有太多新的材料，可能是因为我们掌握的胡适材料足够多了。”从材料的视角看也许确实如此，但从历史人物的重构来看，《胡适口述自传》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唐德刚与胡适之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据唐先生的描述，他之所以能够得以亲炙如雷贯耳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得益于胡适之的落魄和潦倒，尤其是作为民国名流的晚年孤寂。旅居纽约的胡适作为“流亡人士”，故园不得归，他乡非故土，更何况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并不怎么买胡适之的账。生活的拮据和朋友的匮乏，让胡适有“停杯投箸不能食，执笔四顾心茫然”之悲凉感。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计划适时地改善了胡适的处境和心境，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更加人情味的晚年胡适形象，也就定格在了《胡适口述自传》之中了。
　　唐德刚与胡适其他弟子不一样，他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五四之子”。他在中央大学接受的教育，以及自小在传统经典里的浸润，让其对于传统文化持有一份特别的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在其叙述之中常常表露出来。比如在谈到民初的“民国为何不如大清”的社会思潮时，他说，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着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为文化糟粕的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完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socio-political entity），不可能一无是处，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challenge）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残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俱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残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