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唐德刚
作者:唐小兵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1-28
浏览:1802
但读者切莫据此就以为唐德刚是一个复古论者,他对于古代政治的弊病同样洞若观火,因此对于一些史家基于文化民族主义情怀而溢美古典政制之词,也常常不为尊者讳地加以辨析。比如对于钱穆,他就有如下之评论,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
回到对于胡适的臧否上来,唐德刚对于胡适的评价非常复杂。一方面,他承认胡适在一些学术领域上的造诣,尤其是在提倡白话文学反对文言方面的贡献等,对于胡适的为人,唐德刚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其温柔敦厚的性情有孔孟遗风余韵,没有学究气,也没有道学气,自然质朴,清新脱俗。但就胡适一生致力的政治领域而言,唐先生就批评多于褒扬了,他认为胡适既没有干政治的勇气,也没有谈政治的智慧,更缺乏将政治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完整学说的天分。
唐德刚对胡适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心路有着细致入微的洞察,他与晚年胡适交往甚密,因此容易进入胡适的心灵世界。唐的史学最有魅力的也正在知人论世这一点,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心路历程无所逃遁。比如他对胡适的政论所做的批评:“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全国,飞向枝头作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像抗战期间《大公报》上,那种‘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
历史三峡论
严格说来,历史三峡论并非一种史学框架,而更像是一个史学家的预言。在台湾版《晚清七十年》的大陆删节版中(删节之后仍难逃被查禁之命运),唐德刚提出,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中间,从而提出了一个“历史三峡”的概念:“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约也要历时200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朱正先生认为历史三峡论表达了唐德刚对中国的祝愿,余英时先生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这只是唐先生的一个历史比喻,不必过于当真。
唐德刚只是说中国最终会通过历史三峡,至于通到哪里去他没有明言,只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暗示。从唐氏著述可以看出,他虽然对于传统文化和制度有深切之同情,但基本上是认同英美民主制度的(尽管对英美社会的一些习俗多有批评)。历史三峡虽是预言或者说戏言,但其背后的历史转型说却是唐德刚史学的根基。他在解释晚清、民国乃至当代诸种问题时,都以制度、社会、文化转型来解释种种不合理之现象。
唐德刚的史学故事性极强,但同时也常常议论风生,乃至有“影射史学”之风味,他的一些著作的批注和注释常常让知情者莞尔。比如他在讨论民初政治时说,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完成的一条大尾巴。
但平心而论,唐德刚并没有对于社会转型说进行细密的理论思考,他只是在碰到难解的问题和现象时,习惯地以此来解释,或许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了,而这个解释模式背后的内涵却从未得到厘清。这是让我们为唐德刚先生的史学感到遗憾的地方。不过,也许唐先生本来就是拒绝一种整全性解释框架之学者,他是历史学界的经验主义者,或者说常识主义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英时认为唐德刚的史学可以称之为一种与科普类似的“史普”,即一种史学普及工作。这种工作在当代中国极其重要,因为它在官方史学之外提出了另外一种历史叙述和历史观。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对于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就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常识感”:“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之中国,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余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先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不管后世对于唐德刚的史学如何评论和定位,作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的史家唐德刚,作为一个有着忧国之心、民族情绪而并没有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海外华人唐德刚,已经真正地从学院进入了民间,从精英迈向了大众,从海外回归了中国,他在他的作品中一定会不断地复活,与一代代读者重逢。
回到对于胡适的臧否上来,唐德刚对于胡适的评价非常复杂。一方面,他承认胡适在一些学术领域上的造诣,尤其是在提倡白话文学反对文言方面的贡献等,对于胡适的为人,唐德刚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其温柔敦厚的性情有孔孟遗风余韵,没有学究气,也没有道学气,自然质朴,清新脱俗。但就胡适一生致力的政治领域而言,唐先生就批评多于褒扬了,他认为胡适既没有干政治的勇气,也没有谈政治的智慧,更缺乏将政治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完整学说的天分。
唐德刚对胡适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心路有着细致入微的洞察,他与晚年胡适交往甚密,因此容易进入胡适的心灵世界。唐的史学最有魅力的也正在知人论世这一点,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心路历程无所逃遁。比如他对胡适的政论所做的批评:“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全国,飞向枝头作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像抗战期间《大公报》上,那种‘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
历史三峡论
严格说来,历史三峡论并非一种史学框架,而更像是一个史学家的预言。在台湾版《晚清七十年》的大陆删节版中(删节之后仍难逃被查禁之命运),唐德刚提出,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中间,从而提出了一个“历史三峡”的概念:“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约也要历时200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朱正先生认为历史三峡论表达了唐德刚对中国的祝愿,余英时先生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这只是唐先生的一个历史比喻,不必过于当真。
唐德刚只是说中国最终会通过历史三峡,至于通到哪里去他没有明言,只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暗示。从唐氏著述可以看出,他虽然对于传统文化和制度有深切之同情,但基本上是认同英美民主制度的(尽管对英美社会的一些习俗多有批评)。历史三峡虽是预言或者说戏言,但其背后的历史转型说却是唐德刚史学的根基。他在解释晚清、民国乃至当代诸种问题时,都以制度、社会、文化转型来解释种种不合理之现象。
唐德刚的史学故事性极强,但同时也常常议论风生,乃至有“影射史学”之风味,他的一些著作的批注和注释常常让知情者莞尔。比如他在讨论民初政治时说,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完成的一条大尾巴。
但平心而论,唐德刚并没有对于社会转型说进行细密的理论思考,他只是在碰到难解的问题和现象时,习惯地以此来解释,或许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了,而这个解释模式背后的内涵却从未得到厘清。这是让我们为唐德刚先生的史学感到遗憾的地方。不过,也许唐先生本来就是拒绝一种整全性解释框架之学者,他是历史学界的经验主义者,或者说常识主义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英时认为唐德刚的史学可以称之为一种与科普类似的“史普”,即一种史学普及工作。这种工作在当代中国极其重要,因为它在官方史学之外提出了另外一种历史叙述和历史观。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对于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就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常识感”:“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之中国,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余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先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不管后世对于唐德刚的史学如何评论和定位,作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的史家唐德刚,作为一个有着忧国之心、民族情绪而并没有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海外华人唐德刚,已经真正地从学院进入了民间,从精英迈向了大众,从海外回归了中国,他在他的作品中一定会不断地复活,与一代代读者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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