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面临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一个未知数。作为历来结构转型先发之地的上海,承受的压力尤为沉重。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注册类的世博会首度在发展中国家举行,被寄予厚望的上海世博会能否成为上海转型的契机,使上海再次起飞,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前进,加快世界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历史再次走到歧路
上世纪80年代,领风气之先的是广东,中国最先在南方进行经济试点,南方经济被激活,迅速发展,上海只是处于后卫的位置,可以说,上海在整个80年代改革发展是滞后的。
历史再次走到歧路
上世纪80年代,领风气之先的是广东,中国最先在南方进行经济试点,南方经济被激活,迅速发展,上海只是处于后卫的位置,可以说,上海在整个80年代改革发展是滞后的。
世博助推上海转型
作者:杨 军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08
浏览:966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面临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一个未知数。作为历来结构转型先发之地的上海,承受的压力尤为沉重。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注册类的世博会首度在发展中国家举行,被寄予厚望的上海世博会能否成为上海转型的契机,使上海再次起飞,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前进,加快世界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历史再次走到歧路
上世纪80年代,领风气之先的是广东,中国最先在南方进行经济试点,南方经济被激活,迅速发展,上海只是处于后卫的位置,可以说,上海在整个80年代改革发展是滞后的。“但滞后不是没有做事,现在回头看,80年代中期我们做了一件大事。”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所长杨建文告诉记者,在“六五”计划中,制订完成了上海经济战略,“现在回头看这项研究,理清了上海发展的整体框架,使上海这20年的发展没有走大的弯路。”
1990年,上海成立了浦东新区,这是一个契机,结合浦东新区的开发,上海做了一系列经济布局,率先引进第三产业的概念,大胆实行土地批租,进行退二进三,把内环2000多家生产性企业迁出,好让服务业包括外资进驻。布局完毕,蓄势待发。
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开始摆脱短缺经济。同时,世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制造业的转移。信息革命催生了新经济产业,西方国家开始进行结构调整。转移出来的制造业,主要是成本竞争性的,当时中国税收、环境、土地、劳动力等成本都很便宜,中国成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而早已虚位以待的上海,原有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外资结合,装备制造业等迅速发展起来,像汽车行业,很快异军突起,到现在上汽已经能和国家大力发展的一汽二汽平起平坐。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服务业最适宜的发展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特别是对外资来讲,肯定要进驻中心城市。上海中心城区早已把2000多家生产企业迁出,于是在当时上海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四大中心的定位之下,上海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战略机遇出现的时候,同样做一件事情事半功倍。”杨建文说。
因为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转移这一重大机遇,上海迅速领跑中国经济起飞。从1992~2007年,上海经济连续保持了16年的两位数增长。机遇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也有省市走了和上海一样的路,但是在时间上晚了几年,只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尾巴,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
当一轮发展的高潮过后,发展动力日益减弱,经济便出现疲态。当时间进入21世纪,先是出现民工荒,迫使劳动力成本上升。然后是两税合一,外资的税收优惠不再。土地是很稀缺的资源,中国对土地指标一向严格把握,这对地方来讲是最大的约束。环境的压力也日益增大,随着各界对环境的一再质疑和哥本哈根协议的逼近,环境成本也大大提高。中国的税收、环境、土地、劳动力等几大低成本要素逐渐减弱消失。同时,这一轮国际制造业大转移本身也已经接近尾声。上海的工业开始步入低谷。近几年来,上海服务业的外资进入增长速度远大于制造业资本进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疑是上海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面临危机冲击和自身结构转型的双重考验。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6612亿元,同比增长5.6%,低于全国GDP 7.1%的水平,同时也是1992年以来上海GDP增幅的历史最低纪录。上半年上海工业增长幅度在全国排倒数第二,第三季度排倒数第三。一向有中国经济火车头之称的上海,连全国的均速都没有跑过。
历史再次走到一个岔路口,上海面临又一次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
上海的转型之痛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美国都意识到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原来的路即使没走到头,也是越走越窄了。所以中国提出提高内需对GDP的贡献。整个中国经济面临大的转型,核心内容就是提升内需,启动消费。”杨建文说。这在国内学界也已经是共识,但是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并没有随之改变方向,为了确保GDP的增速,也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国内消费需求的启动并没有真正被放在第一位,直到现在,已经到了后危机时代,中国才开始考虑经济刺激政策是不是要退出。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上海的转型更难一层。
“工业增长幅度减缓,是因为之前工业投资的增长在减缓。我们并非没有钱,上海有这么大的资本市场,或者说我们并非没有项目,但是任何项目都要落地,我们没有土地指标了。”杨建文告诉记者,到明年,上海2020年的土地指标就基本全部用完了。工业项目没土地指标便无法发展。以往的30年,中国增长主要是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但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所谓特殊的工业化方式不可能再延续下去。
这几年上海工业比重在降低,服务业比重在上升,服务业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占60%左右。“但这个仅仅是当前形势下,经济发展到现在客观上出现了工业慢,服务业快,并非是我们转型的目标或者结果。”杨建文告诉记者,因为工业发展放缓,随工业崛起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也日益变窄,上海亟需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不是简单的餐饮业这类基本的服务业,这些上海早已经做起来了,现在需要高端消费性服务业,比如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正是因为高端消费性服务业创新过度,而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创新不足。未来几年,上海需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协调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海的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下滑,而消费性服务业还没有完全起来。这是上海的转型之痛。“上海经济转型过程中,绝不能出现真空状态,否则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整体发展的伤害会很严重。所以,目前上海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还要继续发展,不能持续下滑,为转型提供充足的时间。高端的消费性服务业一定要抓紧这段时间发展起来。”杨建文说,“中央对各地发展服务业的规制也在放开,上海越早越主动越抢先越有利于未来发展。现在大的背景变了,需要重新考虑城市功能的定位。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国际大都市应该是主要目标。作为国际大都市,消费性服务业的崛起是必然的。”
杨建文认为,未来的30年,中国的发展应该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转变为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只有城市化才能提升服务性需要。
早在去年8月,上海就提出了17个重大课题,在上海市“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中,有三大课题也直指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问题,对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行研究。今年,上海又出台了一系列保发展、调结构的政策举措,全力推进市政府22项重点工作。应对危机这一年,是上海推出改革性、突破性的政策举措数量最多、频次最密、执行力度最大的一年。
近期,上海有一系列大的动作,都是近年布局的结果体现。10月30日,总体规划面积达86平方公里的虹桥商务区管委会揭牌;次日,全球最大的隧桥工程——总长度达25.5公里的上海长江隧桥建成通车;4天后,首期投资规模250亿元的上海迪斯尼项目宣告获批。
历史再次走到歧路
上世纪80年代,领风气之先的是广东,中国最先在南方进行经济试点,南方经济被激活,迅速发展,上海只是处于后卫的位置,可以说,上海在整个80年代改革发展是滞后的。“但滞后不是没有做事,现在回头看,80年代中期我们做了一件大事。”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所长杨建文告诉记者,在“六五”计划中,制订完成了上海经济战略,“现在回头看这项研究,理清了上海发展的整体框架,使上海这20年的发展没有走大的弯路。”
1990年,上海成立了浦东新区,这是一个契机,结合浦东新区的开发,上海做了一系列经济布局,率先引进第三产业的概念,大胆实行土地批租,进行退二进三,把内环2000多家生产性企业迁出,好让服务业包括外资进驻。布局完毕,蓄势待发。
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开始摆脱短缺经济。同时,世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制造业的转移。信息革命催生了新经济产业,西方国家开始进行结构调整。转移出来的制造业,主要是成本竞争性的,当时中国税收、环境、土地、劳动力等成本都很便宜,中国成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而早已虚位以待的上海,原有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外资结合,装备制造业等迅速发展起来,像汽车行业,很快异军突起,到现在上汽已经能和国家大力发展的一汽二汽平起平坐。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服务业最适宜的发展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特别是对外资来讲,肯定要进驻中心城市。上海中心城区早已把2000多家生产企业迁出,于是在当时上海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四大中心的定位之下,上海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战略机遇出现的时候,同样做一件事情事半功倍。”杨建文说。
因为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转移这一重大机遇,上海迅速领跑中国经济起飞。从1992~2007年,上海经济连续保持了16年的两位数增长。机遇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也有省市走了和上海一样的路,但是在时间上晚了几年,只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尾巴,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
当一轮发展的高潮过后,发展动力日益减弱,经济便出现疲态。当时间进入21世纪,先是出现民工荒,迫使劳动力成本上升。然后是两税合一,外资的税收优惠不再。土地是很稀缺的资源,中国对土地指标一向严格把握,这对地方来讲是最大的约束。环境的压力也日益增大,随着各界对环境的一再质疑和哥本哈根协议的逼近,环境成本也大大提高。中国的税收、环境、土地、劳动力等几大低成本要素逐渐减弱消失。同时,这一轮国际制造业大转移本身也已经接近尾声。上海的工业开始步入低谷。近几年来,上海服务业的外资进入增长速度远大于制造业资本进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疑是上海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面临危机冲击和自身结构转型的双重考验。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6612亿元,同比增长5.6%,低于全国GDP 7.1%的水平,同时也是1992年以来上海GDP增幅的历史最低纪录。上半年上海工业增长幅度在全国排倒数第二,第三季度排倒数第三。一向有中国经济火车头之称的上海,连全国的均速都没有跑过。
历史再次走到一个岔路口,上海面临又一次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
上海的转型之痛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美国都意识到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原来的路即使没走到头,也是越走越窄了。所以中国提出提高内需对GDP的贡献。整个中国经济面临大的转型,核心内容就是提升内需,启动消费。”杨建文说。这在国内学界也已经是共识,但是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并没有随之改变方向,为了确保GDP的增速,也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国内消费需求的启动并没有真正被放在第一位,直到现在,已经到了后危机时代,中国才开始考虑经济刺激政策是不是要退出。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上海的转型更难一层。
“工业增长幅度减缓,是因为之前工业投资的增长在减缓。我们并非没有钱,上海有这么大的资本市场,或者说我们并非没有项目,但是任何项目都要落地,我们没有土地指标了。”杨建文告诉记者,到明年,上海2020年的土地指标就基本全部用完了。工业项目没土地指标便无法发展。以往的30年,中国增长主要是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但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所谓特殊的工业化方式不可能再延续下去。
这几年上海工业比重在降低,服务业比重在上升,服务业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占60%左右。“但这个仅仅是当前形势下,经济发展到现在客观上出现了工业慢,服务业快,并非是我们转型的目标或者结果。”杨建文告诉记者,因为工业发展放缓,随工业崛起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也日益变窄,上海亟需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不是简单的餐饮业这类基本的服务业,这些上海早已经做起来了,现在需要高端消费性服务业,比如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正是因为高端消费性服务业创新过度,而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创新不足。未来几年,上海需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协调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海的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下滑,而消费性服务业还没有完全起来。这是上海的转型之痛。“上海经济转型过程中,绝不能出现真空状态,否则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整体发展的伤害会很严重。所以,目前上海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还要继续发展,不能持续下滑,为转型提供充足的时间。高端的消费性服务业一定要抓紧这段时间发展起来。”杨建文说,“中央对各地发展服务业的规制也在放开,上海越早越主动越抢先越有利于未来发展。现在大的背景变了,需要重新考虑城市功能的定位。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国际大都市应该是主要目标。作为国际大都市,消费性服务业的崛起是必然的。”
杨建文认为,未来的30年,中国的发展应该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转变为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只有城市化才能提升服务性需要。
早在去年8月,上海就提出了17个重大课题,在上海市“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中,有三大课题也直指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问题,对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行研究。今年,上海又出台了一系列保发展、调结构的政策举措,全力推进市政府22项重点工作。应对危机这一年,是上海推出改革性、突破性的政策举措数量最多、频次最密、执行力度最大的一年。
近期,上海有一系列大的动作,都是近年布局的结果体现。10月30日,总体规划面积达86平方公里的虹桥商务区管委会揭牌;次日,全球最大的隧桥工程——总长度达25.5公里的上海长江隧桥建成通车;4天后,首期投资规模250亿元的上海迪斯尼项目宣告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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