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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疫情爆发之时，美国是“疫情输出型国家”，但它与墨西哥一样，对别国“外堵输入”的做法常有微词，甚至怒目以对。由于深陷金融危机，美国担心本国政府对疫情“过度反应”会影响国内经济复苏，也担心世界各地对美国公民或产品采取限制准入措施，所以基本没有采取主动防控措施，而把希望寄托在后来证明是令人失望的疫苗生产上。这样消极应对的后果是，美国成为甲流重灾区，死亡人数全球第一。美疾控中心11月中旬估算数据显示，甲流疫情自今年4月爆发以来，已造成约3900名美国人死亡，其中包括约540名儿童。数据还显示，自4月份以来，约有2200万美国人感染了甲流病毒，其中包括约800万儿童。
　　
　　紧急状态及疫苗全民接种
　　 美国人对疫情之严重并非后知后觉，早在5月5日发现第一个死亡病例之前，其决策部门就作出形式上的“强烈反应”。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在4月下旬就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墨西哥闻声才恍然大悟，也跟着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尽管在当时，从感染人数及致死率上看，墨西哥的情况比美国严重得多，但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包装”上，墨西哥显然“技不如人”。
　　10月24日，奥巴马总统签署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甲型H1N1流感全国紧急状态。奥巴马在声明中说：“全国许多地方的染病比率迅速攀升，甲流大流行可能让部分地区的医疗资源难以承担。”从低水平的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到全国性涉及各领域的“紧急状态”，问题可谓非常严重。而从4月末无死亡病例到10月上千人的死亡，这其中暴露了原先的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不有效。有专家说，美国“内防播散”的过程中遵循“无罪推定”准则，因此很难有效控制疫情。但也有专家说，激进措施并不能阻止甲流蔓延，中国、阿根廷、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埃及都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措施，可是都没能逃脱疾病的染指，原因就在于人们通常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就传播流感病毒。
　　启动全国紧急状态有些什么影响呢？首先，“紧急状态令”能激活处于“休眠状况”的应急法律和政策措施，以便更快更有效率地集中全国资源。也就是说，签署紧急状态令，是法定的第一道必经程序，是面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全国性重大灾难的第一法定动员步骤。其次，“紧急状态令”是在全球100多国爆发疫情并已经分不清是“输入型”还是“原发型”的背景下作出的。有些国家的甲流疫情，爆发晚但传播快，如中国，进入10月份后，单从10月23日到26日，就报告确诊甲流病例近3000起。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实质问题就出现了，全球能应对疫情的预防性药物，如甲流疫苗，和治疗性药物，如达菲，就成了稀缺产品。争夺这些疫苗和药物，势必成为新一轮国际博弈的焦点。
　　这类国家级“紧急状态”并没有被人看好，其直接的原因是现实与想象高度脱节。就如乌克兰突然闹起“流感政治”，其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甚至将总统选举推迟4个月，但并没有阻止甲流的井喷式发作。这是某一国政治生态问题，绝非疫情那么单纯。
　　接着一个问题是，既然世卫在极力推荐疫苗接种，并且宣称甲流对所有人、所有年龄段、所有人种都构成致命性危险，那么，人们得出的结论是，除非全民接种，否则难以逃脱被甲流蹂躏的命运。
　　在疫苗稀缺的特定背景下，全民接种的议题是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它背后就是公平性与自愿性的问题。德国《明镜》周刊曾质疑：“甲流面前，是否人人平等？”从国际政治话语上看，那就是“甲流面前，是否国国平等”？第一类回答的失败，就会挫伤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失去法统；而第二类问题回答的失败，则可能演变为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富国与穷国、强国与弱国的对峙，流行病成为撕裂人类同一认同感的推手。
　　当奥巴马向美国公众展示自己两个女儿已经注射了疫苗时，一部分美国民众没有见到美国总统的动员功能，而是看到了特权。当动员接种已经没有必要，人们为疫苗缺货而犯愁时，谁再弹出“以带头接种示范全民”，谁就可能被扣上搞特权的帽子。
　　在德国，由于订购的疫苗来源不一，被分为了“普通型”和“安全型”，而德国公务员将接种“安全型”，这样拙劣的安排最后逼得默克尔出面承诺自己将接种“普通型”疫苗才平息事态。
　　至少在一些国家里，有关疫苗的分配的透明度是令人怀疑的。国家以“紧急状态”截留本可能流向海外的资源，自有法律依据，而某类阶层人士却从本不公平的社会分配中再次获得保全生命的优先权，有可能引发撬动国家根基的“阿基米德反应”。
　　当然，疫苗自身的不安全性也会暂时缓和这些潜在的矛盾。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有报告接种疫苗后产生严重反应的案例，甚至有些导致死亡。疫苗的不安全度的提高，反过来会成为推动最高警戒水平或国家紧急状态之部门和组织的政治包袱。
　　
　　药企的责任边界
　　 尽管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甲流病毒正在变异，但世卫依然坚持说，原先针对甲流的治疗措施的推荐，依然有效。这意味着，学名为“奥塞米韦”（oseltamivir phosphate）、商标名为“达菲”（Tamiflu）的这种药，在抗击数年前H5N1禽流感之后，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及其变异体，均“一成不变”地有效。
　　罗氏制药的“达菲”或葛兰素史克的“乐感清”，都只属于治疗性药物，要提前预防，最佳的途径就是接种疫苗。目前西方能研发针对甲流之疫苗的，只有区区几个药企，如诺华。
　　预防甲流的疫苗，从研制、批次生产到投放市场，总有一个周期。它们都不是常规药，因而，对生产它们的药企一味地要求常规的“社会责任”，有可能对其公司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最终受害的，将是患者。
　　所以，这里存在一个药企的社会责任与国家的政治责任之间平衡的问题。国家如果在疫情尚未爆发时就执行战略药物储备制，那么，药企对某类特定药物的生产，有可能随着这一波疫情的缓解而减少，直至停产。而在疫情大爆发、国家责任到位时，药企置社会责任于不顾，只埋头挣大钱，也会损害药企的长远利益——在原有制度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时，药企有可能遭到被接管的命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治甲流特效药“达菲”是由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个关联公司研发出来后，把生产和销售权转让给瑞士罗氏制药的，因此，即便那家拥有浓厚美国军方背景的公司作了“无害化处理”，人们仍然相信，假如甲流病毒真的突变到某种可怕的程度，美国人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幸存者。有人说，这才是2009年甲流大恐慌的真正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