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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说，在20世纪的中国，淡出政治中心与日常生活的传统儒学，只能被“归位”成一种仅供展览和怀旧的博物馆文化，儒学注定将被历史化而成为众多被学者研究的中国传统之一。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也曾指出，随着跟儒学紧密契合的王权体制和宗法社会的崩溃，尤其是慎终追远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群体的整体性消逝，无所依附的儒学也就正如毛泽东一半自炫、一半挖苦的“皮毛论”所隐喻的那样，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游魂”。“孔子”在20世纪的中国（尤其是后半叶）更加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相较于李零先生《丧家狗——我读孔子》所描述的远古语境中的孔子而言）。
　　今天的“孔子”有福了。中国政府开始在全世界建设孔子学院，汉语和儒家文化也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热潮。“孔子”成为中国政府输出文化进行软实力展示的最便利的文化符号。中国有句古话叫“安居乐业”，又说“衣食足而知礼节”。随着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独领风骚而巍然屹立，中国开始不仅仅满足于一个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而致力于营造文化大国或者说价值大国的形象。
　　回顾2009年的中国国际形象之建构，除了孔子学院的扩张之外，还有几件事情也始终在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之国际命运的国人心中盘旋。一是年中贾樟柯等中国导演愤而退出澳洲墨尔本的国际电影节，撤回原计划参展的影片和纪录片《完美生活》、《河上的爱情》、《上访》等，退出的原因是缘于主办方将在电影节播放关于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并邀请热比娅出席电影节。
　　有媒体报道指出，对此“民族事件”，华裔网民再一次显示出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据网络统计显示有92%网友赞成中国导演的抗议行为，并认为此次事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有80%的网友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对澳洲实行外交和经济上的制裁。
　　另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在9月份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方（亦即参与了资助）的中国的官方代表，因为愤怒于主办方对中国的价值观和人权状况的批评，而集体离席（后被书展的主要资助者表示歉意后请回会场）。这次书展本来是中国政府精心策划的“文化外交”，亦即通过图书出版、销售以及研讨会等各种灵活形式，来展示大国崛起之后的“文化崛起”，不料因为主办方邀请了几位敏感人士出席会议，更因为国内民族主义的样板工程《环球时报》的强力介入以及荒诞后续报道，造成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国际风波，让中国官方代表陷溺在交往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