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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防治，往往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防疫体系就没用了。但目前全国各地的防疫能力、资源发展太不平衡，越往下面，对传染病的防控力量越弱。医疗机构是传染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但现在的实情是：城市大医院认为筛查甲流“成本大，不值得”；县乡医院诊断水平差，报告意识差；农村老百姓，感冒了到乡镇卫生院输输液就回去了；某些地方政府在非典初期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发生了疫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捂住消息，不让媒体报道……如此这般，非典之后我们花大力气建设起来的疫情网络直报体系又有何用呢？难道还要重蹈2003年非典之灾的覆辙吗？难道神州大地还要再次响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的叹息吗？
　　
　　打黑
　　重庆打黑的成果令人振奋，也令人沉重：一个城市怎么能有这么多黑社会？黑社会怎么能有这么大的保护伞？重庆如此，其他城市如何呢？全国广袤的乡村社会呢？那里是没有黑社会还是没打黑社会？是“越黑越打”还是“越打越黑”？抑或“起先是‘越黑越打’，后来是‘越打越黑’”？
　　诚如一些法律界人士说：中国目前还没有黑社会，有的只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人们立刻产生另一种担忧：现在仅只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就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有的地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甚至成了“二政府”），等到真正的黑社会产生、成长、成熟起来后，那时候社会该“黑”到什么程度？
　　重庆打黑故事又向我们揭示出：众多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说明这些官员需要黑社会，而不是百姓需要黑社会，或者说官员比百姓更需要黑社会。老百姓可能是被迫地、怯怯地屈从于黑社会淫威之下，而官员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就不能不说其中含有相当大的自愿成分了，这也正是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土壤的最大难点之一。
　　铲除黑社会的难点之二，我们可从薄熙来的一番话中感受到。在全国公众都为重庆打黑的过程中打落了众多高官愕然又欢喜时，薄熙来却说：“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薄熙来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相信记得这段话的人不多，我们的眼球都被文强的厅级司法干部身份、双子星别墅、酷爱“泡”女明星等轶闻给吸引过去了。但正如薄熙来所强调的，相对于官员的腐败来说，我们长期应重视而未重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是“吏的腐败”。
　　
　　钓鱼、王帅、邓玉娇与胡斌案
　　 前几年名声不好的河南人，今年让人们的心情更加复杂了：河南小伙孙中界，刚上班四天就遭遇了上海行政执法部门的“倒钩”式执法，激愤之下自断小指；河南农民工张海超，为证明自己在工厂得了尘肺病，不顾医生劝阻，强烈要求“开胸验肺”；河南打工仔王帅，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家乡政府违法征地，遭遇来自老家的警察千里跨省追捕，锒铛入狱。
　　上海“钓鱼”事件，可谓是“非法打击非法营运”的典范。执法部门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它放出了一个恶魔，这就是执法者（包括协助执法者）的利益。利益是会自我膨胀的，开始时小似草芥，但它迎风生长，节节拔高，渐至不可限制。到头来，看似执法者仍在主导局面，实则其已被部门利益、上级利益、“钓头”利益等等所挟持，只能举无辜而残之，不遑他计。
　　今年，四川弱女邓玉娇杀死了人，杭州富男胡斌撞死了人。弱女邓玉娇杀的是酒后作恶的官员，富男胡斌撞死的是无辜过路的百姓。邓玉娇是“防卫过当”，胡斌是“车速过快”。在这两起案件引起的巨大舆论争议中，民意与官意是如此对立，势不两立。民意冲撞法律，官意胁迫法律；民意与民粹齐飞，官意共压制一炉，法律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看来眼下中国最急缺的既不是法制，也不是民主、自由、人权……而是讨论，如不能在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对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等问题的高度共识，就只能是“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互联网显然是一个日渐开放、有用且高效的讨论平台。“王帅事件”中，一贯强势的地方政府碰上了正逐渐强势起来的中国网民，叮叮咣咣地一阵较量后，网民胜了，地方政府输了：征地、拆迁、规划，灵宝市政府白白赔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结果不但没弄成工业园区，没显出政绩，反而使灵宝市恶名远扬，并受到了十几年来该市干部队伍涉及面积最大的一次处分。被王帅在网上曝光的那个工业园区，本来是灵宝市规划的新市区“东大门”，与灵宝新车站所在的“西大门”遥相呼应。现在“东大门”变成了“东大荒”，撂在那里，无人理睬……
　　
　　自焚和自制燃烧瓶
　　 与前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略带喜剧色彩的和平落幕相比，今年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上海的潘蓉夫妇以自制燃烧瓶对抗石块、推土机、高压水龙扫射事件等，都显得格外惨烈，令人悲伤。
　　川女唐福珍的自焚，丝毫没有延缓区政府率领的公安、消防、医疗、城管等“联合部队”“攻占高地”式的拆迁行动，你很难想象，政府与民众如此激烈地对抗，会发生在以悠闲著称的特大城市成都，就像很难想象以自制燃烧瓶大战高压水枪的行动，会发生在以文明著称的更大城市上海一样。而重庆市六旬老人陈茂国，不满家中房屋被强拆，住到了15米高树上，试图重返700万年前非洲热带森林里人科动物的生存方式，叵耐现在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3个半月后，陈老人被记者劝下，旋即被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之嫌带走。
　　我国是一个法治昌明的国家。在法治国家，理应是政府依法行政，民众奉法行事。假如政府挑战法律，法律自会找它算账；而公民与法律过不去，法律也将与他过不去。但在我们这里，怎么总是政府与民众直接干上了呢？政府与民众打成一团，法律站在一旁看热闹。成都拆迁，基本上是一场城市巷战，连“战地救护队”都到场了。一阵硝烟弥漫、拼杀哭喊过后，抵抗者被如数缴械俘虏（除了自焚的唐），他们的“据点”被攻占，楼顶飘扬的红旗被拔除，“违章建筑”拆毁一空……幸亏中国还是个实行枪支管制的国家，不然的话，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惨烈程度真不敢想象。和谐社会的气氛哪里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