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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官大学问大”，这并不是大官真的就比较有学问，而是大官处于更优势的“知识权力位置”，话语权在他们的那一边，他们谈起话来没有学问都变成了有学问。
　　而这种现象不仅如此而已，不同的文化体、国家、社会、男女性别间亦莫不如此。对近代中国影响及干扰最大的，应该就是已故后殖民大师萨依德（Edward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了。所谓“东方主义”乃是西方统东方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由传教士开始，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大，到19世纪定形，并建构成了一种优劣对比的知识体系，通过教育、媒体以及留学生，向全球扩散，这种话语方式本质上就是强弱不对等所造成的，“知识权力位置”不同使然。强者对弱者永远有说三道四的权力，反之则不然。它最严重的后果，乃是弱者会被教育得产生“自认劣等意识”，而使崇洋媚外成了不假思索的第二天性。
　　东方民族里，对“东方主义”的反省，伊斯兰知识分子较有成就，但也较为悲观，早前当代英国主要学者透纳（Bryans Turner）即悲观地指出，“东方主义的终结，必经视野和典范的巨大重塑，但这种知识的重建只能产生在西方与东方政治关系出现主要改革的条件下，经济的改变需要权力的改变。”而显然今天的伊斯兰世界无法有这样的条件。退而求其次，透纳希望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保持“精神的冷静与慷慨”，抛弃掉东方主义赖以存在的人们自认劣等的前提，但这种话说得容易，要东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保持慷慨不挑剔，那不是千难万难？
　　而中国人的“东方主义”经验，其实与伊斯兰世界相比，在归属程度上并不稍逊，在17世纪时中国犹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而后即每况愈下，不断内忧外患，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人均所得只有欧洲的0.75%，中国已彻底失去了“知识权力位置”，被人说三道四成了西方理所当然的特权，而再拷贝外国的说法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中国似乎有一种“中国性”这种较为劣等的元素存在，它乃是中国落后、停滞的原因。
　　但这种情况近年来终于一点一点地有了改变。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专家在谈到亚洲新秩序时开始有人提出中美“共管”(Condominum)，从2008年起，“中美国”G2这种说法也开始成为国际话题，这些都是现实权力改变所造成的自然结果，真正值得体味的，乃是弱者现实权力的改变，它必然会向话语权这个方向渗透。于是2009年我们看到了《时代》杂志居然肯定起中国来，并认为中国的高瞻远瞩、重视教育和孝道等五点可堪借鉴。诸如此类话语方式的改变，尚有极多例证。
　　话语的改变除了涉及权力外，也和话语双方的主观期待有关，因此外国的说法变了，是否希望中国慷慨地拿出外汇来帮忙？或是希望中国在减碳上让步？或是要在国际秩序上收编？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西方对中国的说法变了，这只是个开始：
　　（一） 西方的“东方主义”说法流传长久且已建制化，要真正变得对异文化真正尊重，非好几个世代不成功。例如妖魔化中国早已成了习惯，纵使到今天仍未改变，最近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调，有53%的美国人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因此，西方选择性地说中国好话，可以欣慰但大可不必志得意满，西方和中国一样，要努力改变的多着哪！
　　（二） 但有一点要自省的，乃是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方式逐渐改变，至少等于瓦解了中国的“自认劣等的意识”。往后中国人，特别是学术文化界脱离了“东方主义”的诅咒，已有可能更客观地对待自己，进行中国文明的再思考，并能对全球文明作出贡献。一个文明或国家的价值不在自己的生存，而在对世界及其他命运更差的人群作出贡献，这才是近年来中国人常说的“软实力”的真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