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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前三季度中国经济7.7%的增长中，投资依然是主要拉动力量，贡献了7.3%，消费贡献了4%，而金融危机之前一向对GDP拉动作用很大的出口则贡献了负的3.8%。
　　2009年的大量投资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产能过剩，目前，中国总产出超过总消费约占GDP的10％。其中，汽车业过剩25％、钢铁业过剩28％、造船业过剩60％、电力过剩25％、矿业过剩将近30％，部分行业（如水泥业）过剩产能竟高达40％。政府过度投资，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中的过剩产能，由信贷支持的过剩产能若干年之后就是银行坏账。并不能真正使经济实现好转。
　　如果没有国内消费的启动，这些投资本身将成为巨大浪费。克鲁格曼在2009年的中国之行中指出，中国在用处理短周期的方案试图解决长周期的问题，所做的都是短期的刺激计划，但不是根本上的改革。GDP增长的回暖，只能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种“透支”，很可能成为下一场经济危机的潜在诱因。
　　4万亿主要是用于投资和出口。3800种产品出口提高退税率，着眼的是出口。中国2009年的GDP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增长带动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带动国内的生产，投资都是用去购买原材料的库存了。而且大量的投资还会增加本已过剩的产能，继续增加企业库存。这都不能启动消费。
　　2009年中央也在启动内需上也有一些动作，像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幅增加粮农补贴、上调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城市低保补助、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试点等。在2009年已下达的四批中央投资中，民生工程投资占比超过50%。增值税转型和成品油税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财税体制。但相对于刺激投资的财税政策，目前扩大消费方面的财税政策依然显得力度不大。
　　2009年，中国内需没有真正启动，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启动，而是着力点依然放在了投资上，因为扩大投资是政府最能主动做到的政策取向，是最能立竿见影的“保增长”方式。
　　
　　宏观转向路漫漫
　　虽然整个2009年一直在“保增长”的主题之下，不可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饮鸩止渴，但当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中国宏观经济开始转向了。2009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的改革奏响了序曲。从2009年“保增长”为首要任务，到明年“促转变”为发展重点，政策思路的调整使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力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在一些人看来，宏观思路的转向可能比期望的晚了一点，2009年的“保增长”似乎已经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给明年发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增加了难度。
　　2009年启动的项目很多都属于中长期项目，这些项目都需要后续资金的补充，无法落实的话，那些项目就会成为烂尾工程。因为地方财政紧张，投资项目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会更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10月20日表示，为保证投资的持续性和新工业项目的资金需求，2010年的新增贷款将不会低于8万亿元人民币。这和人们对2010年适度控制货币宽松程度的期待有一定差距。
　　不过2010年的货币政策肯定不会像2009年这样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角。在2009年末，这些已经初现端倪。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2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12月9日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说，中国将完善住房消费和调控政策，增加中低价位和限价商品房的供应，抑制投机性购房。
　　如何通过财税政策扩大消费？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提高居民收入，在200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也是原有之意，但2009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点是，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改革分配和再分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
　　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是9500亿元，虽然相对量占年度GDP的比重估计在2.9%左右，还没有突破3%的国际警戒线，但绝对量是建国以后最高的。2010年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较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日前公布的一个报告显示，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地方政府财力紧张。“三农”、民生等各项支出面临较大压力，社保改革的推进也需要大笔财政支出。这些都是面临的难题。
　　不管2009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成功地熨平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也好，推迟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也罢，确定无疑的是，2009年，终于平安地过去了，而2010年，真正的转变即将来临，这是决定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一年。2010年中国的经济工作重点应该是调结构，不仅是产业结构，还有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和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