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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池三道过滤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流出来积在一个浅浅的水池里，种点水草、水仙、莲花，成为蜻蜓繁殖和青蛙的家园。邱富添说，建造生态池更是桃米社区建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和社区伦理的一个过程。他特别强调，因为建造的钱“来自社会”，所以家家生态池都是“社区的公共财”，每一个社区成员、每一个生态解说员都可以带人来参观与分享各家的创意。
　　台湾点灯文化协会已经为9·21重建之路拍了4部纪录片，理事长张光斗告诉记者，下一部将拍桃米社区，片名都想好了，叫“青蛙共和国”。
　　“桃米人认识到这块土地的重要性，不过度开发，不但青蛙回来，蛇回来，老鹰也回来了！”张光斗说，桃米要打造的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冷漠的社会，让人拥有更包容的心态面对周遭环境，面对所有的人。“也许是一个乌托邦，但有理想，才会开始行动。”
　　“桃米社区记录着台湾人成长的历程和整个社会的脉动，台湾民间社会已经走向成熟的自力更生的心态。只要你自己愿意站起来，一定有人支持你。台湾这股力量很厉害，不依赖政府，凭自己的手，自己的脚，就站起来。”张光斗说。
　　
　　迈向“共生社会”
　　2009年9月21日，入晚，邱富添经营的“绿屋小站”大院里华灯照人，白天在暨南国际大学参加完“9·21社区重建国际研讨会”的人们陆续来到这里用餐。100来位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专家学者、社区营造者，或坐在餐厅内，或坐在凉亭中，或站在院子里，享受着“社区妈妈”提供的自助餐。
　　3天的研讨会，外地与会者分住到桃米社区各家民宿中。大学与社区已互动起来。邱富添告诉记者，提供自助餐的“社区妈妈”也是经过“新故乡”开设的美食班培训，而且考证合格才上岗服务的。在“绿屋小站”里，邱富添还盖了一栋“学生宿舍”，4个房间，一间租给一个暨南国际大学的学生。
　　“我们和学校有约定，不租给大一学生，学校规定大一学生必须住校。”大学对社区 的经济辐射亦让民宿经营者摆脱经营压力。“做到后来，心无惶恐，可以永续经营了。”邱富添介绍说，现在桃米已有1/5的人经营生态产业，其他人继续经营传统农业，但因生态旅游带动而升值，亦间接享受到生态产业的红利。
　　不仅大学与社区表现出一种共生状态，社区内部也追求利益均沾的共生价值，设立了公积金制度。民宿经营者和美食经营者上交10%的收入，生态解说员上交20%的收入，作为公共支出及社区弱势照顾之用。邱富添说，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桃米的社区产业要打组织战。由此，社区生活共同体渐渐成形。
　　有了公积金，桃米社区开始通过经济补偿废耕，恢复生态。比如茂埔坑溪被恢复成自然栖地，“桃米生态工法营造小组”为了施作桃米这第一条生态河道，跑到深山区找野溪，向自然学习，于是溪道两边的地主被说服放弃水泥护墙，转用砌石溪岸。
　　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亦在追求共生。
　　“10年来，部分废耕使桃米社区物种多了50倍。生态为体，产业为用。”邱富添介绍说，3月份来桃米看青蛙，4月份看萤火虫，5月份看油桐花，6月份欣赏独角仙（一种甲虫）。8、9月份暑假期间桃米就是小朋友们的生态课堂，白天在湿地看水生动植物，夜间抓蛙看蛇……
　　“如果农村知识系统形成一种好的平台，这个平台从一个社区推广到整体，就会形成一股很重要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会告诉我们农业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行业，会让人觉得农村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地带，最重要的是，让这一件事变得很有尊严和价值。”廖嘉展这样理解桃米的实践价值。
　　不敢想象，假如没有“新故乡”10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桃米会怎么样？其实，桃米与“新故乡”亦是一种共生关系。“廖嘉展选了20多个点，只有桃米成功，‘新故乡’也需要一个成功案例才能申请到经费，这是NGO的生存之道，很微妙的关系。”邱富添说，在“新故乡”陪伴下，桃米做得好，政府看到能出政绩也愿意多给钱。
　　邱富添风趣地说，其实政府、NGO、大学教授等所有人都在把桃米社区当“小白鼠”——创造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在台湾实验一种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幸运的是，市场认证了这场实验！
　　回首10年重建路，自称“笨人”的廖嘉展感慨万千：“假如没有地震这回事，都没有今天这个样子，地震改变了台湾社会的发展脉络。人与人互助的局面，是最大的改变，社区人从封闭中走出来，面对大家的一抹微笑，就是他们生活的一种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