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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岁末，香港“亚洲时报在线”一篇题为《非洲官员称中国“光给钱不够”》的文章令国人惊诧。许多人没想到，在11月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于埃及召开之际，居然从会场传来批评中国的声音。这与我们印象中相关批评都是来自西方媒体或非洲的在野党有着莫大区别。但这一类批评或可让我们警醒：曾经，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备受发展中国家赞赏，可随着中国经济触角的无远弗届，经济外交的单兵突进越来越显得莽撞冒失。未来，中国要开拓世界市场，除去政治折冲的保驾护航外，还需要学会主动释疑、避嫌，为国家利益诉求作道德装扮，甚至武力呵护人类政治文明的底线。
　　
　　“埋头做生意”开始碰壁
　　“我们肯定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也欢迎他们的投资。但是他们必须明白，我们对良好的统治和民主非常敏感。我们目前无法着手考虑对统治不力的几内亚和尼日尔实施制裁，而中国却背着我们达成其他交易。”这是尼日利亚外交国务部长希尔塞指责中国资助腐败和残酷政权的原话。
　　所谓“背着我们达成其他交易”指的是，中国国际基金公司向深陷国际孤立的几内亚军政府支付了1亿美元保证金，以获取价值可能高达70亿~90亿美元的采矿合同，以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与面临欧盟制裁的尼日尔政府签订了水泥生产线项目的总承包合同。
　　在非洲，几内亚政变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一年前该国前总统孔戴病逝后，部分军人发动政变，推举卡马拉为临时领导人。军政府不被非盟认可。2009年9月28日，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一次游行被镇压，至少157人死亡。欧盟和非盟就此宣布制裁几内亚。12月3日，卡马拉的副官迪亚基特突然向卡马拉拔枪射击，致其头部受伤、多名随从死亡，当局称这是一起新的政变阴谋。目前，几内亚国防部长科纳特暂掌政权。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2月13日呼吁向该国派驻国际安全部队。
　　至于尼日尔，其年逾七旬的总统坦贾为谋求三连任提出公投修宪，遭到反对派、议会和宪法法院的反对。坦贾于2009年5月和6月先后解散议会和宪法法院，8月强行通过新宪法公投。10月，亲总统政党在反对派缺席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11月7日，欧盟向坦贾发出最后通牒，称如其在一个月内与反对派对话没有结果，即启动制裁。
　　当然，多数非洲国家的政府和舆论仍然感激中国在经济上的帮助，甚至有瑞士媒体警告欧盟官员对于中国在非活动的严厉批评“无视中国提供的机会，最终会损害欧盟在非的影响力”，但的确有少部分非洲领导人在根据当前的国际准则和更宽广的眼界督促中国在非洲“帮忙而不添乱”。
　　无独有偶，在另一个资源宝地中亚，中国也开始面对烦扰。当不久前中投公司宣布以近10亿美元价格收购哈萨克石油公司11%的股份之后，该国出现反对声，称中国在该国政治和经济决策中所占的比重过高，并指责中国控制了中亚地区30%以上的原油储备。
　　看来，中国一向引以为傲的单纯经济外交，除了会引发“政治不正确”的麻烦外，还愈发成为经济不景气当中各国经济民族主义的靶标。不管是在越南、澳大利亚，还是赞比亚、南非，已经不可能单靠官方援助或投资就堵住对方的嘴。
　　
　　“不干涉内政”
　　换个角度思考，援外只是一种外交手段，中国实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是相对于欧美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受援国而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计较对象国的报答。实际上，中国所要求的回报往往是对象国经济上的投资机会或外交上的投票配合。说到底，中国还是有所图的，而那些热烈拥抱中国援助的国家，往往自身民主机制还不健全。
　　但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一是缺乏跟踪监督的援助款很容易被经手的官员中饱私囊，曝光后就是一场舆论灾难，所以当事国领导人倾向于与该类型援助保持距离；二是民选制度下一国的政权更迭会相对频繁，那些今天拿了中国钱的官员明天也许就不在其位，新上台的政党则乐于追查这些资金的去向，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很容易被“污名化”；三是一些名声不佳的政权，如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本身在遭受国际制裁，却在中国公司的贸易中“雪中送炭”，从而得以将糟糕的统治维持下去，这种情况会激起国际公愤，中国在挨批后通常会调整自己的政策；四是一些政府忘恩负义，拿了中国的钱，却为难中国人或中国公司，面对这种状态，中国自己也想改变。
　　改变的方法之一是中国对援助附加一定条件，比如对援助资金的使用范围、项目运行的动态管理等，中方拥有一定话语权。方法之二是中国企业以合资形式援助，而不是以承包商的形式大包大揽，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吸纳对象国的有效监督，部分化解民间的敌意。方法之三是培训本土人才授人以渔，例如中国在非洲援建许多学校，发展地方教育，从下一代着手发展对华友好，要比接纳对方权贵的子女到中国留学更得民心。当然，对于那些得了中国好处却不以为然，甚至拿援助的钱和军械干坏事的政府，中国也要理直气壮地去干涉。
　　关于“不干涉别国内政”，其实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执行。中国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此原则，一是为了屏蔽美国的干涉，二是为了安抚东南亚邻国，但中国不久后就对亚非国家“输出革命”，而苏联、美国也频频在自家后院搞整肃。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志着中国回归传统国家利益诉求，放弃支援世界革命，这样“不干涉内政原则”才勉强复活。苏联解体后，中国由于执行“大融入”的外交政策，对于国际干预的态度渐趋宽容。进入世纪之交及其后，“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因欧美新干涉主义兴起而触发理论上反弹的同时，又在实践中呈继续弱化的态势。
　　针对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和1999年南联盟对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事件，2001年12月，联合国“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发布了《保护的责任》的研究报告，提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履行保护本国国民免受大规模屠杀、强奸和饥饿等威胁的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干预。中国在2004年签署了这一报告，还支持与之相关的联合国2005年峰会成果声明。2007年卸任的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也在国内场合指出，中国如今在非洲有很大的投资，但一些国家内部存在敌对派系，我们与执政一方签合同，敌对方就会有绑架中国人的事件，并且一旦他们上了台，就会把与中国的合同废了，我们的投资会泡汤。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不干涉这样的内政，不仅不符合国际现实，也有损我国利益。
　　陈健的说法至少说明两点：一是我国对于西方的干涉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在乎，因为有了对抗的手段、筹码和转圜的余地；二是我国已经着手或准备着手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过问别国内政，这可谓是中国在21世纪一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至于有中国学者担心“保护的责任”这种信条会被西方大国用来掩盖未经授权的军事干涉，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如要约束这种行为，可在严格定义基础上继续使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说辞，即这里所谓的“干涉”，是以“动武、断交及其威胁等强制执行”为背景，不包括提出建议、斡旋或调停等，而且，应当把“国际关心事项”从“内政”中剥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