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官方网站 www.nfcmag.com

　　而在国际交往指导思想上，中国则须丰富发展、超越近30年行之有效的国家利益至上范式，要为世界未来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提供构思或理想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技术设计。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中国部分回归自身传统的“差序格局”和天下主义思想传统和全面成为全球性国家。天下主义既关注自身利益、又充分考虑他者利益，因此是一个将他者包含在内的思考结构。在这样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下，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乃是在一个有着多种文明、多种利益的世界上，如何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尊重其他文明和利益，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和谐共处。
　　
　　合理对待“中国责任论”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性国家，以及处理大国关系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中国的国际责任。
　　不少中国学者和舆论，目前是以狐疑的态度看待近年来兴起的“中国责任论”，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方制造“中国责任”话题，不过是要逼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多出钱出力，但并不会给中国以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而在2007年底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把中国拉入世界金融峰会，对中国的“国际贡献”戴上一顶顶高帽，目的说穿了就是一个字：钱，要中国继续出钱买进美国国债，要中国加大力度给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注入资金。而在世界气候峰会中，西方国家提出的“中国责任”，则是逼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负担起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减排责任。
　　“中国责任论”反映了发达国家的某种用心，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却又不必对它畏首畏尾。客观来说，近年来随深度加入全球物质交换和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多，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也更加深入，不从别的，就是从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角度看，中国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2008年索马里海盗问题引起世界关注后，中国派出海军编队赴亚丁湾巡逻，就是“中国责任”的一个注脚。
　　“中国责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的有无，而在于由谁定义。现在的“中国责任”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给中国定义的，它在部分层面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某些事实，但更大程度是要中国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国际维和等问题上，承担起与中国国力和发展阶段并不相称的众多义务，以此一方面减轻发达国家“负担”，另一方面阻滞中国发展。
　　“中国责任”的定义权应在中国自己手中而非他人，中国需要听取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意见，但不一定非得遵从其他国家的要求。在此问题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是今天中国的榜样，当时美国在经济上已经居世界第一（比当前的中国强得多），但却坚持奉行孤立主义，对其他列强大国要求分担责任的声音充耳不闻。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到后期阶段美国才加入战争，而到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大幅度接管起英法等国再也无法承担的国际义务，同时也大幅度拓展它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美国的国际责任定义权始终掌握在美国自己手中，而且其国际权力随国际责任同步扩充。
　　撇开当前所见的各种“中国责任论”，由中国自己来定义国际责任，“中国责任”将会主要表现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全球共同的安全、稳定和发展需求。像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维护全球基本经济政治秩序、防止核武器扩散、防治气候变暖和克服粮食危机等，关系到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长远发展，中国需要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为对象，与它们一起共同解决问题、抑制危机。当然，中国介入这些问题的程度、承担责任的范围，主要又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国家和组织来定义。
　　第二种类型，则是要帮助相对落后的国家共同发展。在上世纪冷战期间，中国曾与第三世界共存亡，对这些国家的独立自由不懈给予支持，这是中国如今在不少后发国家还有着不小号召力的成因所在。星移斗转，当代中国依然要高度重视与“后进”国家的来往，这是在今天中国国家利益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全球层面积累、建构中国的道义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内在要求。不帮助弱者就不会有中国的道义形象。援手贫困国家解决粮食短缺、促进生产、保持安定等，中国在这方面有比其他欠发达国家更多的义务。就这种责任类型而言，中国要格外重视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呼声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