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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一小步，中国一大步
　　 《南风窗》：政治改革的滞后和经济改革的相对成功，这是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这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天有多大的迫切性？
　　肖滨：经济改革的启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推进，就没有经济改革的成功。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起始点，就是从解放思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开始的，这些都涉及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一早就被写进党的文件，1989年之前政治层面的改革不仅是提法多，而且也有了具体的实施文件。
　　这30年来，不仅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政治改革也是有一定进展的。改革开放之后，行政审批制度的确立，人权、法制概念被写进宪法，这些都是政治改革的结果。因此不能简单断定30年来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论断违背了事实，必须得到纠正，否则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事实。恰好是政治上的松动，经济改革才有空间。权力结构一点都不调整，经济怎么可能获得自由发展？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是滞后的。经济改革的成果非常显赫，财富增长的程度尤为显著，对比一下，政治改革的滞后性就比较明显了。看不到这一点，是对现状的简单解读。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政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从政治层面分析，经济增长非常迅速，蛋糕越做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全体民众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事实上财富蛋糕被少数人占据，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要达到相对比较公平的分配，一定会涉及利益问题，如何让老百姓共享财富增长、让利益集团让步？这些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利益公平分配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从社会层面看，30年来社会更自由、更有活力，但矛盾也更加尖锐，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缓解社会矛盾，平抑群体性事件，必须在政治层面作出调整，必须通过政治改革。底层民众如果有更多的参与渠道，民意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司法渠道能够保障他们的权益，福利机构能够实现对弱势群体的救济，群体性事件就会大大降低。采用暴力反抗的群体性事件其实是底层民众不得已的一种选择，要平抑群体性事件，舒缓民众情绪，除了政治改革别无它途。
　　从国际层面看，国家已处于开放状态，与国际的交往越来越深入，政府机构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个问题也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多年前，中国加入WTO，需要遵守大量规则系统，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的运作系统、政府对规则的遵守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民营经济无法进入，民间资本无法平等获取利益；比如股市，上市融资的也大多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公权力捆绑在一起，同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背道而驰，如何与全球化市场对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权力对经济的介入，才有制度上的自信，才能与国际社会平等交往。
　　另外，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政治改革也必须推进。港澳台的民主建设都在推进，若在政治民主上达不到普遍一致的认同，如何维持中国的统一格局？
　　就当前而言，执政当局应有大气魄、大手笔，下定决心推动政治文明和法治民主，给予人权更多的保障。实现政治上的进步，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才能继续向前推进。政治改革无法回避，越拖越被动，我们不能将艰巨任务留给下一代。若每一代领导人都能将政治改革向前推进一小步，将是中国的一大步。
　　
　　在选举民主前解决转型正义问题
　　《南风窗》：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一个社会在民主化的初期极易趋向激进，此时只有激进者才能赢得群众，这种“淘汰温和”定律使许多人担心政改会导致社会的动乱，您的看法如何？
　　肖滨：民主化初期确实容易趋向激进，尤其是选举民主，在运作初期，激进的人往往赢得选举，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但改革不能因此停滞不前，改革者需要做的是消解风险而不是逃避风险。以台湾为例，“二·二八”、“美丽岛”等事件成为台湾转型正义中的大问题，每到“二·二八”马英九必出来道歉，民进党正是靠着批判政府过去的不正义行为获得群众的支持，不用提政纲，只要数落政府罪行，大旗一挥就能当选。这种情况下，社会当然会走极端，理性的声音被淹没。
　　历史遗留问题为激进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选举民主和转型正义同时出现，激进者当权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需要做的是在选举民主运作之前，逐渐解决转型正义问题，甩开历史的包袱，才能避免走极端。
　　社会矛盾也是激进主义绝佳的武器，因此在选举民主之前，通过政治改革化解民怨、实现财富相对公平的分配也是非常迫切的。底层民众和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一旦进行选举，他们将成为激进主义者的天然票仓。
　　选举政治难度大、风险高，避免社会趋向激进要有战略上的大布局。当政者需有意识有步骤地为选举民主的到来提前谋划，铺好路搭好桥。当前，中国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备，权力体系不能像美国一样只满足于应付日常事务、突发事件，更应该花大力气推动制度建设，采取长远措施化解矛盾、降低风险。美国从政者需要解决的是政策问题，而中国从政者需要解决的是制度问题、战略性问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
　　《南风窗》：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或许困难重重，有种观念认为可以尝试从社会变革方面着手，通过社会变革调整利益和权力结构，您认同这种观念吗？
　　肖滨：学界确实有一种观念，认为政改太麻烦、风险高，因此应该先搞社会改革。中国的改革包含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层面，过去的30年我们做的主要是经济改革，此后社会改革也开始跟进，比如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都是属于社会改革的范畴，最后则是政治改革。从逻辑顺序上说，经济改革先走一步，社会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铺垫，在历史顺序上可能具有优先性，但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最终也需要政治改革的支持和推动。因为社会改革必然触及权贵利益，而利益问题必将引发各方博弈，最终还是政治问题。
　　如何让占用大部分医疗资源的阶层让步，与普通民众共享；如何让占有大部分财富蛋糕的人割让一些财富给老百姓；如何打破精英优势传递，恢复社会流动性，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向上走，摆脱“蚁族”和“蜗居”的宿命，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社会改革是无法完成的，最终只能取决于政治改革。完全脱离政治改革的社会改革不可能成功。
　　《南风窗》：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权力、资本和民众的三方博弈中，公权力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对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肖滨：最大的挑战是有可能出现勾结型国家，即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形成权贵阶层。三方博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仅权力集团很强大，资本集团也很强大。若勾结型国家成形，底层民众当然悲壮。那些群体性事件中的抗议者、拆迁过程中的自焚者，既不是权势集团也不是资本集团，面对强大的权力和资本集团，民众很有可能连博弈的资格和能力都丧失，若没有表达的渠道则只能诉诸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