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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2009年，在一揽子经济计划下，保增长的目标已经铁定实现。但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治理难题却是一个不少，有些方面甚至仍处于恶化之中。廉洁水平继续下滑，民众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压力依旧，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仍存在问题，环境污染事故有增无减……更重要的，诸如此类的治理难题，不仅制造了大量政府与民众、企业与民众的矛盾，而且在社会心理层面上日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念，动摇社会的信任根基，以至于恐慌性流言也并不少见。
　　面对种种社会不稳定的表现，温和的学者们试图用追求利益这个定性来化解对于政治性后果的担忧，实际上也是善意提醒具体的官员要抛弃敌我、阶级斗争的思维。但这样的说辞显然是不够的。
　　的确，民众越来越关心更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大问题（所谓“忧国忧民”），涉及的利益也越来越具体：我要有份工作，工资能不能高点，交通能不能顺畅一些，能否喝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拆迁补偿能不能更合理些……仔细考察，正是这些小问题、具体利益，解决起来却困难重重。第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具体问题处于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另一个问题就又出来了，最后是日益叠加在一起。在发达国家，虽然也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阶段出现重大问题（比如说旧的医疗体系走向了失败，某个阶段出现了经济危机），但显然已经走过了治理难题无法解决，以至于累加的发展阶段。
　　第二个原因是单个民众的利益诉求很具体，但汇聚起来的不同阶层的利益就很大。有些诉求当然是全民族性质的，比如说环境友好。但上述这些利益诉求的背后多数都隐然有阶层的界限。人们以前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来划分，当然还是有效。在社会层面上，强势群体和传统的弱势群体的和解远未破题。只是，弱势群体既包括被强势群体用各种手段控制住“价格”（如劳动力、土地）的人们，也包括被强势群体用各种手段掏空“货币”的人们。
　　这些具体利益、具体问题的冲突、纠葛往往演变成官民之间的矛盾。对于转型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重大风险。因为转型国家的政府承担的使命繁重，推动社会信任，调和阶层矛盾，发展经济等等，并且要逐步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还给社会。但官民矛盾的加深反而造成了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资源匮乏（比如公信力下降），不得不更依赖经济发展来维持合法地位。这就与转型的初衷完全相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