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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09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前11个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3393.1亿元，同比增长9.2%，已相当接近年初预算确定的全年财政收入66230亿元——2009年财政收入“保八”任务的完成已无悬念。
　　统计数字一出，各地方税务部门和企业均松了一口气。“总算熬过了一关。”有民营企业老板一边向记者感叹，一边露出心有余悸的神色。在财政增收任务的压力之下，过去两个月他们过得实是战战兢兢。
　　
　　增收扭曲市场环境
　　将时间回溯到3个月前，直至2009年9月，无论是接受媒体采访的官员还是财税专家，都流露出同样的担忧：数据分析显示2009年财政收支情况并不乐观，上半年连续的财政收入负增长使得全年“保八争十”任务的完成相当渺茫。
　　其时，广州市地税部门负责征管的张科长亦对记者抱怨，由于全省财税系统总动员力争保八，而珠三角那些过分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城市如东莞等，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倒闭了大批企业，实不能期望他们在当年财政收入上有太大增长，是以此消彼长，广州、深圳等城市被摊派的任务更为沉重。
　　 “2009年下半年，广州市地税竟提出增收20%的目标，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曾愤愤咒骂。但当12月下旬记者再次见到张科长时，他已一扫脸上的阴霾，显得颇为轻松：“上半月已确定完成任务，此刻无事烦心。”
　　仅仅一季度，就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提前轻松完成任务”，完全归因于经济的复苏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此间中国财税部门惊人的突击动员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税务系统都采用了一种商业化的公司运作模式和行政鼓励模式相结合的税收管理体制：将税收额度与个人绩效、升迁提拔相结合。与上级“敲定”的收入任务，自局长以下，人人都是“包税人”，且征管绩效与“提成”、晋级挂钩，奖优罚劣，股室连坐，官身荣辱自在其中。
　　广州南沙一家民营企业老板杨柳（化名）给记者看了两份文件。一份是2009年9月23日由广东省地税局发出的《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全省各地纳税自查工作的通知》（粤地税发[2009]180号）；另一份是两天后由广州市地税局下发的《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开展纳税自查的通告》。
　　也就是说，9月起，广东省包括国企与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被主管税务部门勒令对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的各项地方税费款缴纳情况进行自我审查，并主动补交过去3年里漏欠的税款。
　　 “每个企业都心照不宣，自查是走过场，其实就是大家私底下掂量着，以自己的企业规模应该‘补缴’多少才能令税务部门满意。”杨柳说，自查结果会先递交给稽查部门，稽查人员认为合理的，才转交征管部门进行补税。就在10月份，一位地税局的副局长在税局对企业财务人员的培训会议上直接表示，如果企业自查补缴的税额被认定不足，税务人员就会亲自上门稽查。
　　 一时间企业人人自危。大家都知道，如果税局兴师动众上门稽查，后果肯定更严重，还不如乖乖出点血。但到底补缴多少才合适呢？税务部门并没有明示。
　　 “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往往不需要稽查人员上门，企业已纷纷自行补缴税款，唯恐不够。仅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冲刺，此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张科长说道。
　　而与税务部门顺利完成任务相对应的，是众多民营企业心头的愈加沉重。
　　 “对国企来说，补些税其实无所谓的，短期内利润减少，勒紧点腰带就过去了，反正每年开春，几家相熟银行的信贷人员都在公司外排着队拉贷款。”广州一国有集团的子公司经理林先生坦然道。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流动资金就是他们的命脉。
　　 刚刚极不情愿地补缴了十多万税费，又及年关将近，杨柳感觉流动资金更为吃紧了。虽然早知道像自己这样的企业向来不被银行待见，两周前他还是厚着脸皮跑了两三家银行的信贷部，然而结果依然是被拒之门外。他有点担心春节前公司会出乱子。
　　私底下，杨柳和其他民营企业老板把税务部门惯用的年底罚缴增收手段称之为“杀鸡取卵”。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亦表示：“为完成保八任务，2009年财税部门大大加强了税收稽查力度，无可否认这一年里对企业的征管比较严苛。一方面，正因为我们以往的税收征管环节存在诸多漏洞，偷税情况长期存在，稽查增收才能产生较大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在往年经济形势尚可的环境下，征管反而没有那么严，而2009年经济环境恶劣、企业苦苦挣扎求存之际反而加强征管，对企业来说的确是雪上加霜。”
　　
　　政府主导下的财富再分配
　　有人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财政政策与西方国家相比。从标准上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特点应该是增加财政支出，同时减少财政收入，还富于民——这是欧美国家在金融危机下的普遍做法。截至2009年9月30日的财政年度里，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同比下降达17%，财政赤字达到1.42万亿，创50年来的新高。
　　然而反观中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财政政策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刘桓解释道，西方国家“减收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必会引起财政收支不平衡，需以赤字解决。但欧美的财政赤字是软赤字，通常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堵住，其仅为对现行购买力的冻结和推迟，对经济整体影响不大。但中国多年以来的经验证明，一旦财政产生巨额赤字，仅靠发行国债依然会有缺口，将会形成硬赤字并导致通货膨胀。“我国80年代到90年代初出现过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深层原因就是一两年前采取过这种激烈的财政政策。”
　　 因此，在经济低迷期，中国采取的是以“增收增支”为代表的非典型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通过财政增支，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而与此同时，并不能过分地减税。经济危机下中国百姓有着诸如房子、教育、医疗福利等许多后顾之忧，减了税，他们也不愿花钱；同样，企业如果找不到好的项目，也没法增加投资。唯一的办法只有同时把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作为财政政策的目标，一边不遗余力地出台新税种及掀起税收稽查风暴，以实现经济下行阶段的税收增长，一边把钱继续投入公共设施建设，以期拉动经济。
　　 “所以，中国今年的经济运行模式是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特定方式，对政府来说也属无奈之举。然而这种方式注定不能持久。”刘桓很担心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
　　2009年10月4日，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前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被评为由“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公司”创办的《新兴市场》杂志年度“亚洲最佳财长”，原因在于过去一年中，中国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